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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5页）

这是一场带有社会影响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革命。

[17]

起初，法国学者是带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看待这些观点的。

去世前，勒费弗尔本人也不重视科班的观点，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但是在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团结的法国左派也出现了裂痕，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

1965年两名幻灭的年轻的前共产党员，弗朗索瓦·孚雷和德尼·里歇（De）出版了一本大革命的新作《法国大革命》[18]，这本论著复兴了自由派的传统，认为1789年到1791年才代表真正的大革命，而此后便出现了“侧滑”

，进入了恐怖时期，原因是王室的变节和民众想要控制巴黎。

这两位新人立即遭到了谴责，说他们在学术上缺少说服力，这就像当年奥拉尔谴责泰纳一样。

1971年孚雷回应了对他的批评，他猛烈地攻击被他称为“革命的教义问答”

或是“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的大革命史观。

他说这种东西总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用一种学术超脱的态度分析它。

这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认识到英语世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越来越多的贡献。

孚雷认为法国学界的看门人总是念念不忘那种僵化的雅各宾正统，而这些英语世界的学者与他们截然不同。

这一切鼓励了其他法国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别国研究，其中诺加莱（Guyd-）最为重要。

197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革命前贵族的研究[19]，认为革命前的贵族在很多方面和资产阶级类似，他们也接受大革命的很多观念。

因此大革命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有产精英群体的胜利。

这个有产精英群体既包括贵族，也有资产阶级，他们必将在19世纪以显贵之名统治法国。

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发表的其他的关于贵族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弱化了阶级冲突作为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我本人是从研究旧制度涉足大革命研究领域的，1980年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20]。

在梳理了1939年之后的学术论战后，我提出革命爆发更多地源于偶然性的和政治上的失策，而不是社会冲突。

也就是说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发起了大革命。

实际上，修正派的研究慢慢地颠覆了大革命起因的“经典”

解释，而且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

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这也同样损害了那种纪念式的历史书写传统。

1917年以后，这种传统一直仰仗苏联的成就才得以维持下来。

1982年索布尔去世后，左派阵营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名重要的人物能够重建一度占据支配地位的解释了。

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将在1989年举行，他选择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代表自由派的——将大革命看成是宣扬人权的，与恐怖毫无关系，也不提及恐怖。

这就等于是接受了孚雷和里歇在1965年提出的观点。

但是孚雷没有止步，1978年他重印了发表于1971年的那篇重要檄文，并出版了一本包含一系列论文的英译本《思考法国大革命》[21]。

孚雷呼吁一套全新的解释模式，赶走社会分析，也包括他自己之前提出的革命侧滑的解释。

孚雷说之前只有两位史家“提供严格的对大革命的概念化”

，这就是托克维尔和科班。

这两人都是一种挑战，但至少托克维尔还是英语世界比较熟悉的。

科班是大革命遗产的公开的敌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就没有被严肃地对待过。

孚雷在政治舞台上的历程让思想右派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20世纪80年代他们宣称恐怖从1789年那一天开始就是内在于革命的。

这种分析方式在前一个世纪已然成熟了，但是他本人对宗教因素并不关心，这似乎让他和最古老的敌对传统有所区别。

但是不久，宗教的维度也浮现出来了：旺代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兴趣。

1964年美国社会学分析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Tilly）出版了《旺代》（TheVendée），就是这一潮流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