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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6页）

法国西部反革命的历史现在被放进更传统的议程加以分析。

最极端的，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例子就是雷纳尔多·塞克（ReynaldSecher）的《法国的种族灭绝：旺代复仇》[22]，此书谴责雅各宾派共和国，认为共和国是有计划地在灭绝其农民敌人，毫不避讳煽情地描绘种族屠杀的情景。

大革命是否绘制了迈向20世纪大屠杀和古拉格的道路？另一位持有同样观点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莎玛（SimonSchama）。

莎玛是犹太人，他撰写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s:AicleoftheFreion）是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最畅销的作品。

他认为暴力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本质，而且“仅仅在1789年，恐怖就导致很多人死亡”

。

莎玛认为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便意味着大革命的结束，这和马蒂耶的叙述完全一样，而且很多左派叙述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恐怖和大革命不能分开，那么恐怖结束了，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英语世界主要是通过《双城记》，甚至是《红花侠》（TheScarletPimpernel）来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但是莎玛的书并没有译成法文，毕竟孚雷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很难将大革命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左派的经典解释中剥离开来，他们是最先严肃地阐发这种取向的人。

所以当经典解释的完整性在修正派的研究冲击下崩溃的时候，科班从一开始就呼唤新的社会史，但一种不落窠臼的新的社会史的呼声似乎被人遗忘了。

很多人抱怨说修正派只会破坏，毫无建树之功。

社会史的解释力不再受人信任，这种心态不是孚雷独有的。

早在1952年，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23]（The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中就指出了能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找到现代暴政的根源，而这种暴政首次出现在恐怖时期。

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受到托克维尔的启发，但是更多地受到反革命传统的启发。

塔尔蒙是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史学家，他的观点与那种被维希政权摒弃的天主教右派传统没有关系，但是却受到了各派社会史家的嘲笑。

这种情况直到诺曼·汉普森（NormanHampson）的《意志与环境：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大革命》[24]出版才告以终结。

一名在社会史领域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开始全面转向思想解释。

汉普森的第一本专著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25]。

不过到那时，新一代学者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迈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研究所谓在启蒙运动上层统治下的地下出版和色情文学，一直想要将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融合在一起，他的文章结集，名为《旧制度的地下文学》[26]。

1978年凯斯·贝克

&hBaker）也开始了一系列讨论，就革命前政治作者的思想模式和

“话语”

完成了一系列讨论文章，结集出版了《创造法国大革命》[27]。

他们关注的都不是主流的历史人物。

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贝克所谓的旧制度的“思想库”

：它是如何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是观念本身，和晚年的孚雷有很多共同之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一潮流已然蔚然成风。

在一部影响很大的论文集里，这股风潮彰显无遗，就是林·亨特（LynnHunt）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8]。

1986年贝克和孚雷主持的一组会议在芝加哥开幕，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的诞生”

[29]。

现在，“后修正派”

这一术语开始使用，称呼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向。

在这种研究取向中，大革命基本上被看成是一种更深层趋势的表征，比如某种公共舆论的浮现〔基于哈贝马斯（J.Habermas）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研究》[30]〕的理论构设，以及君主制的“去神圣化”

（desacralisation）〔梅里克（J.Merrick）的《十八世纪法国君主制的去神圣化》（TheDesacralisationoftheFrenartheEighteeury）〕，或者可以参看公共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研究，比如琼·兰德斯（JoanB.Landes）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共领域》[31]。

1989年的两百周年纪念之际也是这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版问世之际，恰逢苏联解体。

至此，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左派解释也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