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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9页）

《法国大革命和教会》。

在细节的论述以及分析的范围上，阿斯顿（N.Aston）的《法国的宗教和革命：1780—1804年》[90]都超过了麦克马纳斯的书。

关于宗教引发的巨大的分裂，杰出的讨论是塔克特《十八世纪法国的宗教、革命和区域文化：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91]。

对宗教分离引发的更广泛的影响，参见查德威克（O.Chadwick）的《教皇和欧洲革命》[92]。

梯利的《旺代》是一本关于宗教如何演化为反革命的经典分析，但是此书的某些观点遭到了萨瑟兰（D.M.G.Sutherland）就同一现象的论著《朱安党人》[93]的质疑。

自塞克的《法国的种族灭绝》在1986年问世后，关于旺代镇压的规模一直都是争论不休。

更公允的评述参见马丁（J.）

《旺代和法国》[94]和迪皮伊（R.Dupuy）的《从大革命到朱安党》[95]。

关于反革命文学发展的简论参见罗伯特（J.Roberts）《法国的反革命：1787—1830年》[96]。

法国流亡者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卡彭特（J.ter）和曼塞尔（P.Mansel）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法国流亡者和反对大革命的冲突：1789—1814年》[97]便是引领这一研究的代表。

流亡者在基伯龙

（Quiberon）遭遇的严重危机在赫特（M.G.Hutt）的《朱安党和反革命》[98]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

哥德肖（J.Godechot）的《反革命：教义和行动1789—1804年》[99]已然为上述研究超越，但仍有参考价值。

如果宗教意味着大革命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第二个转折点，而对当时人来说，战争带来的转变更大。

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起源》[100]证明这一系列巨大冲突开始的缘由并为何能在1798年又重新开始，令人信服。

他此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1787—1802年》[101]中，对冲突的过程和重要性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叙述。

斯科特（S.F.Scott）的《王家军队对大革命的反应：1789—1793年之间陆军的角色和发展》[102]以及科马克（W.J.ack）的《大革命和法国海军中的政治冲突：1789—1794年》[103]分析了革命对法国军队的影响。

论述法国扩展的通论性作品，参见哥德肖的《伟大的国家：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104]，这本书依旧是不可替代的。

关于法国是如何对待国内的外国人的，参见拉波特（M.Rapport）的《革命法国的国族性和公民权》[105]。

尽管其倾向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年代》[106]依旧是这个时期的一种重要概览，他试图将法国放入更广阔的视野里。

丹恩（O.Dann）和丁威迪

《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1799—1815年》[108]，他的分析也很中肯。

《爱国者和解放者：革命在荷兰1780—1813年》[109]史诗般地描绘了革命浪潮是如何吞没这个国家的，而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和抵抗》[110]涵盖的不只是莱茵河地区，而且最后一章的总结价值很大。

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参见莱希诺多尔斯基（B.Lesnodorski）的《波兰的雅各宾派》[111]和埃利奥特（M.Elliott）的《革命战友：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112]。

而对法国最顽固的反对者的分析，参见库克森（J.E.）

《不列颠武装国家：1793—1815年》[113]和罗伊尔（E.Royle）《革命的大不列颠？》[114]。

大革命也是布莱克本（R.Bla）所著的《推翻殖民地的奴隶制：1776—1848年》[115]的主题。

关于加勒比海最详尽的研究，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标题所展现的是盖格斯（D.P.Geggus）的《奴隶制，战争和革命：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116]。

从两百周年纪念以来，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史多少有点起色。

至今仍旧没有合适人选来翻译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品，即拉布鲁斯的《法国的经济危机》，尽管此书在1983年已经重印了。

而马蒂耶的《高物价和恐怖时期的社会运动》[117]依旧能让我们受益良多。

关于指券及其影响的权威评论参见克鲁泽（F.Crouzet）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六到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纸币》[118]，而关于十分混乱的金融世界，参见布吕吉埃（M.Bruguière）的《大革命的管理者和不法牟利者》[119]。

两百周年纪念时，法国学术界关于大革命的经济史的共识可参看论文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金融和经济》；发人深省的概览出自一位心存怀疑的外行之手，即塞迪约（R.Sédillot）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本》。

在所有农民研究中，最杰出的是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此书还没有英译本，但是勒费弗尔另一本杰出的论著《1789年的大恐慌：革命法国的农村恐慌》[120]已经有了英译本。

琼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121]综述了在这一宏大领域中两代人的成果，尽管他的观点备受争议。

福里斯特

（A.Forrest）的《法国大革命和穷人》[122]重新开启了一个长久以来为天主教宣传者所占领的领域。

博迪尼耶（B.Bodinier）和泰西耶（E.Teyssier）合著的《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国有财产的售卖》[123]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重新对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

与作为整体的大革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不断修正中。

克鲁克（M.Crook）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选举：民主的学徒期》[124]和格尼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