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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2（第8页）

威斯敏斯特和不断发展的泰晤士河滨郊区一带，使伦敦成为王国的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焦点。

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规模有所增加，其复杂程度和运行节奏都提高了：征收和管理常规税赋、举行议会常会、设立海关服务、阻止战争和布置防务，以及监督整个王国的法律和秩序。

结果是一个集中、协调和常驻的政府形成了。

当14世纪头30年里与苏格兰的持续战争被规模更大的对法国的战争所取代后，约克也失去了与伦敦相竞争的另一中心的地位。

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经常在国外率军作战，而缺席国内事务的管理——这更凸显了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集中的政府总部，该总部可以在没有国王本人参与的情况下运作。

1339至1341年间爆发的危机，让爱德华三世认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前任国王们那样，把他的政府机器“随身携带”

。

到了1340年，财政署回到了威斯敏斯特办公，从此以后没有搬离过。

国王的文秘署（cery）、财政署和法院等官僚机构，都在首都扩大其规模。

官员们大多是雄心勃勃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在邻近的郡扩张利益。

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城市内或城市附近购买了住所或房屋；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表明，许多地位卑微的人从王国的各个地方迁移到了首都，甚至包括从威尔士和爱尔兰来的人。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色，是中世纪晚期第二个重要且持久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英格兰教会与其他拉丁教会共同信奉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义。

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由罗马教皇作为教父领导的普世教会，是一个由众多独立教会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治权。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性，在中世纪后期变得更加明显，成为英国人国家意识在教会特色上的反映。

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功于英语和英国人的独立经历；在更大程度上，跟英国的法律和习俗有关——英国人（包括神职人员）生活在这套法律和习俗框架下，国王也在这个框架下遵守他的加冕誓言。

此外，英格兰国王、贵族、绅士和城镇居民建立、鼓励和资助了英格兰教会，使他们个人和家庭与某个教堂或某些神父建立了亲密的纽带。

主教们是大地主（温彻斯特主教在15世纪中叶的年收入为3900英镑），他们在议会有一席之地，是国王的议员之一。

他们和地位次之的权贵都经常得到提拔，因为王室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有用，并且，他们可以在教会得到奖励，不需要国家财政掏腰包。

当然，英国人能够控制其教会，并塑造其特点和神职人员，是有充分的实际原因的。

在法国战争期间，有一点似乎更为紧迫。

在1307年及以后，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甚至包括主教的任命。

毕竟，14世纪的大多数教皇都是法国人出身，并且，在1308至1378年期间，他们生活在阿维尼翁，有成为法国人的傀儡的危险（或者人们普遍这么认为）。

相比之下，只有一位教皇是英国人（在12世纪中叶），并且没有一位教皇曾经访问过英格兰——直到1982年这个惯例才被打破。

通过几个方面可以说明英国教会的英国化趋势。

基于早期神父制定的规范并通过教皇立法得以补充的《教会法》，被英格兰的教会法庭接受，并得到普遍运用，并且，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最终司法权也得到了承认。

但在实践中，《教会法》受到王权的制约，特别是当被指控犯罪的教士声称享有“教士豁免权”

时。

从爱德华一世时代开始，教皇向英国神职人员征税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大多数教皇税收进入了国王的金库，而不是用来对敌斗争（许多人都这么认为）。

更严重的是，从14世纪中期开始，以及在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Schism）期间（1378至1417年，当时有两位，有时三位教皇同时声称自己是正统），教皇任命英格兰教会主教们和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力受到限制，英格兰自己所支持的教皇又无立锥之地。

于是，英格兰国王使用了反教皇的《空缺圣职继任者法》（StatuteofProvisors，1351年首次颁布，1390年重新颁布）和《侵犯王权罪法》（StatuteofPraemunire，1353颁布，1393年延续），迫使教皇妥协，使得任命的主动权落在国王手里。

因此，在15世纪之前，英国教会中很少有外国人被任命担任要职——除非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特别批准；如亨利七世提名三位意大利主教时，就得到了这样的批准。

在英格兰，很少有神职人员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

主教们没有这样做，这跟他们的本性以及被任命的方式有关。

教会没有集体抗议，是因为担心教皇向他们征税。

神职人员没有这样做，因为英格兰国王是反对异教徒的天主教保护者和回击反天主教攻击的支持者。

1433年，即使是一位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也可以宣称“国王在这个王国至高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