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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2（第9页）

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体制性教会之外，有两股宗教热情极具英国特色：灵修，在神学中还可算是严格的正统；而受约翰·威克利夫（JohnWycliffe）启发的罗拉德运动（Lollardmovement），则是异端。

14世纪兴起了对神秘和虔诚的著作的兴趣，其中大部分都是从该世纪后期开始用英语写作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公众。

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教会的教义和做法，但他们更喜欢个人的、直觉式的宗教信仰，专注于收集在《黄金传说》（GoldenLegend）里有关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生活的、苦难和死亡的故事。

作家们经常是向读者宣扬静思生活的、独来独往的人物。

当时，最受欢迎的灵修作品出自约克郡的隐士理查德·罗尔（RichardRolle）以及后来的隐士诺威奇（Norwich）的朱莉娅女爵士（DameJuliane）之手。

《玛格丽·坎普之书》（TheBeryKempe）是林恩的一位市民的妻子的灵魂自传，它树立了世俗男女所追求的美德的典范，人们通过启示、想象和狂喜来拥有这些美德。

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这样的平信徒（他在1354年用法语撰写了自己的灵修作品），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一样虔诚的女性，选择这种强烈的精神生活，是对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神学讨论的反动；虽然他们没有误入罗拉德派的非正统观念（罗拉德派的精神根源并不与之相同）。

识字率的提高和英语语言的广泛使用，是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两大发展趋势。

它们是英国人日益增强的公共事务意识的表现，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国家意识的情怀。

说服大家相信这些变化比证明它们更容易。

关于识字率增长的速度和广度，当时没有统计，我们也不可能用当时基本上还不懂算术的人提供的数据对其进行量化。

如果把界定“神职人员豁免权”

（他们是当时的识字阶层）的1351年和1499年法令进行比较，则可以得到其增长的粗略指数。

1351年的法令规定，所有有阅读能力的平信徒，应该被赋予“神职人员豁免权”

。

15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世俗学者和圣职人员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时候只有后者可以享受“神职人员豁免权”

。

也许识字阶层已经扩展到远远超过“神职人员”

之外的范围，尽管1499年的法规将改变的必要性归因于神职人员滥用权力而不是识字率提高本身。

另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比较中世纪后期的两次大规模的起义：瓦特·泰勒农民起义（1381年）和约翰·凯德叛乱（1450年）。

1381年，来自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向理查二世口头提出抗议，并且在起义期间与国王的所有联络似乎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在伦敦塔，理查二世不得不要求叛乱分子把他们的冤情都写下来让他考虑——因为塔外面的反叛者一直朝他咆哮。

将此与1450年的起义相比较，当时同样来自肯特郡和东南部的凯德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以书面形式提交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制作并传播了几个版本的书面要求。

冗长的文件是用英语写成的，有时候很口语化，有一个合乎逻辑且全面的论点，即这个时期，出版手稿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众所周知，约翰·雪莉（约1456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租了四家店面来发展出版业务，制作“小歌谣、诉状和回旋曲”

，用来出售或出租。

20年后，海关账目记录了通过伦敦进口了大量手抄本的情况（仅1480至1481年度就超过了1300本）。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放心地接受这些数字，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有文化的男性（很少有女性）在各种职业中工作。

他们填补了迄今只为神职人员所保留的一些最高政治职位：从1381年开始，平信徒经常成为英格兰的财务大臣，这个职位对阅读和写作能力（如果不是数字能力）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有文化的平信徒被聘为政府部门的职员，诗人托马斯·霍克莱夫（ThomasHoccleve）就称心地当了35年的公务员。

同样明确的是，在1380年之前，商人有记账单的习惯；不久之后，乡村自耕农可以书写私人信函（当然也能读）；即使在庄园里担任负责人的农民，也是在一个办公室中工作，越来越多的交易是在纸张和羊皮纸上完成的。

到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一些工艺行会的规则和规定，坚持要求它们的学徒必须达到公认的识字标准。

至少，富裕的平信徒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阅读编年史很流行，而且不仅仅在伦敦如此。

单单保留至今的手抄本就有数百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5世纪里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手抄本，其中多数都是用英语写的。

商人和其他人开始拥有“普通书籍”

，包括诗集、预言、编年史，甚至食谱等，积累成他们个人的小型图书馆，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翻阅。

他们拥有书籍，并在遗嘱中小心处置它们——特别是宗教和灵修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