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7页）

他们一半时间住在城里，一半时间住在农村；他们既能与伦敦富裕的精英阶层打交道，又能跟乡下人打成一片。

他们构成了超越财富的世界性的文化精英，这个群体融合了许多贵族，但不限于贵族。

这一新现象在当时得到了认可，并需要一个集体名词来给他们贴上一个社会标签。

于是，“贵族”

（aristocracy，就像“民主”

这个词一样，迄今为止是政治思想家所用的，而非社会分析所用的）这个词便产生了。

17世纪后期发明的“乡绅”

一词和“贵族”

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演化。

城乡一体化、大都市价值观和时尚的传播、经济的波动性，以及社会的流动性都是影响人们相互分类的重要因素。

到了1690年，英格兰已经有一个灵活、单纯的有钱人精英阶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依旧盛行特权和血统论，而在英格兰，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条件已经不再受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

政府和法律

斯图亚特政府对社会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知之甚少，也无能力左右这些变化。

斯图亚特政府掌握的资源远远不能实现国王的野心，也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国王以及国王对自己的期待。

国王掌握的财政和官僚资源仍然有限。

詹姆士一世继承了每年35万英镑的收入，到17世纪3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00万，80年代末甚至达到200万，增长显著。

这意味着，在整个17世纪，斯图亚特王室在和平时期有足够的资金从事各项活动。

到17世纪末期，来自王室土地和王室封建特权的收入大幅减少，只占王室收入的一小部分。

王室的常规收入主要来自对贸易的征税——商品进出口关税和消费税。

消费税是对基本生活消费品（尤其是啤酒）征收的一种销售税。

只有在内战期间和政权真空期（这期间大多数国家收入来自财产税），直接税收才是重要的财政来源。

在1603至1640期间和1660至1689期间，直接税收占王室收入的比例不到8%，明显少于14世纪或16世纪。

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土地所有者主导着具有税收支配权的下议院，但也反映了阻碍提高税收分配效率和公平性的行政弱点。

贸易的活跃度，尤其是在1630年以后，成为王室收入稳定增长的最大原因（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几乎在各方面，斯图亚特王朝都是欧洲负债最少的王朝。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二世都遭受过财政失控的窘境，他们常常挥霍无度，草率地花钱收买仆人以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欢心。

然而，斯图亚特王朝的问题应该归咎于伊丽莎白女王。

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整个欧洲，国王们都以国家正在遭受暴虐或异端的外国人的入侵威胁为借口，设立新的税种，而当入侵恐慌被解除或入侵被击退后，这些税种通常被永久地保留下来。

17世纪90年代，当英格兰遭到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和詹姆士二世的围攻时，威廉三世就做出了这样的税收调整。

由于斯图亚特王朝从来没有面对真正的外敌入侵的威胁，于是没有充分的借口，进行令人难以接受的财政税收调整。

在无敌舰队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有绝佳的机会增设税种，但她年事已高，心力交瘁，接受了保守的建议，没有去尝试。

相反，她通过出售土地来支付战争的费用。

虽然这一做法没有让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处境变得如人们一度认为的那么艰难，但确实产生一个重大结果：它使国王丧失了借贷的抵押物。

只要斯图亚特的国王们用心治理，就有足够的收入实现财政平衡。

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几乎只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没有破产过，他们只在1670年有过一次被迫推迟偿还贷款利息的情况。

但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打一场胜利的战争，好在从1600到1689年，从来没有人威胁要入侵或向英格兰宣战，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严重。

英格兰向西班牙（1624—1630，1655—1660）、法国（1627—1630）和荷兰（1651—1654，1665—1667，1672—1674）发动过战争，但英格兰始终是侵略者。

虽然这些战争没有完全实现主张战争的人的目标，但至少英格兰没有吃过一场败仗，让步也都是发生在交战前。

虽然争夺殖民地（南亚、中亚、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斗争正在激化，但是英格兰没有割让过领土，相反领土继续稳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