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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8页）

英格兰人越来越认识到，对欧洲大陆的重大武装干预是徒劳的，于是逐渐增加了向海军的投资，而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也发现，陆地战争的高成本阻碍了海军的发展。

到1689年，英格兰海军与荷兰和法国平分秋色。

接下来的25年里，一系列战争使英格兰海军称霸欧洲。

由于没有财力支持，英格兰无法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17世纪，其世界地位有了大幅提升。

王朝缺乏强制性的力量——没有常备军或有组织的警察部队。

即使是保卫国王并围绕他执行仪式功能的警卫团，也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创建的。

1603至1640年期间，国王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召集的战斗人员只有区区几十人，远非成千上万。

1660年以后，英格兰可能有大约三千名长期服役的武装人员，而爱尔兰和丹吉尔（查理二世娶了葡萄牙公主为妻，丹吉尔是葡萄牙国王送给英格兰的嫁妆）要多得多。

当时还有数千英格兰人被荷兰和葡萄牙军队组建成长期服役的军团，在紧急情况下，英格兰国王可以召回这部分武装力量，但英格兰境内没有军队。

在詹姆士二世统治之前，除了在英格兰西部拔掉非法种植的烟草和偶尔围捕宗教异议人士以外，英格兰都没有军队的身影。

当然，内战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1643至1644年，英格兰大概有十五万名武装人员，占成年男子人口的18。

到了17世纪40年代末，这一数字下降到2500人；在第三次内战，即反对年轻的查理二世和苏格兰人的战争（1650—1651），这一数字又上升到45000人；1652至1660年，武装人员的数量维持在10000和14000人之间（尽管在特定时期，还有18000到40000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服役）。

英格兰的军队被派到各个军事驻地。

伦敦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大约3000人，这支军队驻扎在公共的地方（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其中殿已成为一座教堂军营）。

军队经常干涉当地的行政和政治（尤其是在当地的教堂，驻军经常保护分裂主义分子的礼拜堂，培养激进的分裂主义分子）。

军队曾经是少数派共和政府的唯一保障，同时也是广大民众不满的源泉，这种不满影响了广大民众，使他们无法长期接受法国的弑君和大革命事件。

在该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防御入侵和叛乱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常备军，而是民兵。

民兵是一支训练不足、装备简陋、组织涣散的地方防卫部队，由国王指定的当地绅士家族招募和领导，但并不听命于国王。

他们只是在1642至1645年的战争期间积极参战或愤怒地开枪射击。

英格兰根本没有警察系统。

没有几个刑事案件受到过官方的“调查”

。

刑事审判的结果，要依据受害人或者有冤情的一方提出的指控，以及提交给治安法官的证据。

逮捕是由乡村警员（由普通农民或手工业者轮流担任，任期一年）或由手下有若干带薪法警的警长（由绅士们轮流担任）来执行的。

暴动和更普遍的骚乱只能由民兵或“地方武装队”

来处理，“地方武装队”

由一群自由土地持有者组成，是警长为应对暴乱事件特意招募来的。

国王几乎没有强制性力量，也没有多少官僚机构。

17世纪30年代，有报酬的公职人员总共不到2000人，其中一半还是国王私人的家庭佣工，如厨师、马夫等。

管理英格兰的“公务员”

，或者说拿工资管理国家的人，不到1000人。

最少的是为法庭和枢密院服务的文职人员。

由于事实调查人员人手不足，且没有足够的文件柜存放可供检索的资料，因此决策者手头的所掌握的信息明显受限。

17世纪，略微有所扩大的公务员队伍，大幅改进了海军管理和财政部门的工作（财政部能够负责各个政府部门的预算和财政优先事项）。

内战带来了两个宝贵的副产品：在官方账目中引入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和印刷情况调查表（priionnair）。

尽管枢密院在1603至1640年期间规模增加了三倍，并在查理二世时期再次翻倍，但是办事效率却稳步下降。

而且虽然在外交理事会、贸易理事会、殖民地理事会等机构下面设立了二级委员会，但是办事效率并没有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基础上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