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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9页）

17世纪的英格兰政府是基于“同意”

而进行统治的，这通常是指政府事务是由议会决定并通过议会讨论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政府是由来自英格兰各地无偿的、自愿的官员决定，并通过他们进行统治。

各个郡政府掌握在重要的绅士手中，17世纪初，这样的绅士有3000人左右，而到了17世纪后期，这一人数达到5000人左右。

他们是由国王挑选的，但是国王选择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他只能从每个郡的财富和声望最高的80个家族中挑选约50人出来。

在实践中，除了太年轻、太老迈、太疯癫或过于笃信天主教的之外，所有绅士家庭的一家之主都被任命了。

在200个左右的行政区，权力掌握在12～100人的团体手里。

在大多数行政区，这些掌权人构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寡头统治集团；在规模较大的少数族裔中，选举像是一种更广泛的特许权。

直到17世纪80年代，才有人试图挑战乡村和城市精英约定俗成的权利。

地方精英对政府的自愿支持极为重要，因为他们掌管着许多重要事务：税收的评估和征收，民兵的维持、训练和部署，社会和经济立法的实施，大多数罪犯的审判，以及日益加强的强制实施宗教统一。

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1660—1688），他们的自主权和权威性实际上比战前时期更大（复辟是乡村绅士的胜利，而不是国王或议会的胜利）。

17世纪的执政艺术是让那些统治城镇和乡村的人认识到，他们与王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契合点。

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利益契合是被认可的。

王室和绅士之间拥有共同的政治词汇和相同的社会理念，对秩序和稳定的脆弱性也有同样的忧虑。

这层关系让绅士们即使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服从国王。

1625年，当一位绅士听到朋友抱怨被迫非法征税，他对这位朋友说：“我们决不能给我们下面的人树立一个不效忠君主的榜样。”

地方精英也参与了无数的地方争端、对峙和利益冲突。

这些矛盾可能涉及传统做法或荣誉问题，税收的分配或税率问题，地方职位的晋升问题，或者改善公路和河道运输的资金问题。

对于以上这些这些问题，国王和枢密院显然是仲裁者。

所有的地方治安长官（郡长）都需要王家支持来维持他们的地方影响力。

如果不与国王合作，多数时候，任何人都别指望获得国王的支持。

执政的艺术就是让所有地方郡长马不停蹄地努力工作。

1603至1640年间，即使有时候对被派下来的任务感到震惊或不安，但大多数郡长仍然尽职尽责；1660年后，内战的可怕回忆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只有1641年的查理一世和1687年的詹姆士二世例外，他们暗藏私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与这些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权力的群体进行交易，此时王权与绅士之间的利益纽带宣告破裂。

除了王室与绅士阶层所保持的利益关系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王室对那些塑造信仰和观点的机构的控制力。

虽然国王从来没有完成对中小学、大学、教堂和媒体的控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力反而下降了，但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教师、传教士和作家还是维护王权以及现行的社会和宗教观点的。

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劳德大主教和他的集团力图推进英格兰教会改革，他们的思想通过精心培养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师，迅速在这两所学府传播开来，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

同样，17世纪80年代，君权神授论在大学毕业的神职人员当中比在普通民众中更根深蒂固，这也是国王对大学里的重要职位进行控制的结果。

在复辟时期，克拉伦登伯爵告诉议会，英格兰国教在17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并在国王归来时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是，克伦威尔未监管好中小学校长和教师。

克拉伦登向政府承诺，将确保每一位教师的政治忠诚和宗教正统。

有证据表明，17世纪后期对教师的控制比其他任何时候做得更有效。

1689年以后，虽然“非国教徒”

获得了宗教集会的权利，但他们依然没有开办或经营自己的学校或学院的权利。

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

由此可见，国王拥有着巨大但不稳固的资产。

无论是都铎王朝政治体系崩溃并导致内战和革命，还是君主制和教会的回归和重建，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与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在17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担心或预测内战发生的人更少了，更不用说主动寻求内战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