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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10页）

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几乎没有人相信共和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内战带来了三重威胁：悬而未决的王位继承问题，敌对宗教派别的狂热，以及欧洲大陆列强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国内纠纷中的潜在影响。

所有这些极端危险的问题，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消失或减退了。

斯图亚特王朝以无可争议的继承身份，牢牢占据了宝座。

英格兰天主教社团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但只受到极小的迫害（他们要缴纳区别性的税收和其他款项，且不得担任公职），而清教徒试图在这些已被摧毁的组织和机构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接管教会。

清教徒普遍虔诚和热忱，但现在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接受《公祷书》和教规的基本形式和做法，并通过增加自己的仪式、讲道和祈祷会来对形式进行补充。

最重要的是，他们试图给宗教大家庭带来的精神净化，并非挑战本地教区的信仰，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

这些新增的形式是他们的内核，而《公祷书》仪式只是证明他们信仰基督的外壳，但清教徒和当局之间的对抗程度下降了，清教徒为反对不虔敬的国王而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的能力也消失了。

最后，欧洲大陆内部的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冲突规模缩小，这消除了其他国王干涉英格兰内政的动机。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英格兰在17世纪初摆脱了内战的威胁，此后，也没有证据表明英格兰社会普遍沦落到无法无天、暴力横行的境地。

恰恰相反，除了埃塞克斯伯爵试图推翻他在法庭上的败诉而引起了短暂的动**之外，1569至1642年这段时间是英格兰所经历过的时间最长的国内和平时期。

1605至1641年期间，没有贵族成员或许也没有任何绅士被判叛国罪。

事实上，这段时间内只有一位贵族成员被处决（1631年，卡斯卡芳爵士因众所周知的严重的性犯罪被判死刑）。

叛国罪和处决的数量逐年下降。

英格兰人出了名地爱打官司，但这恰恰说明人们愿意服从国王法庭的仲裁。

虽然仍然存在审判轻率、陪审团由零散人员拼凑而成，以及对违法者进行恐吓和施行非正式的社区惩罚机制等现象，但这些远没有达到杀戮的程度。

虽然在1628年，一名狂热分子出人意料地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但极少有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遭到杀害或致残，包括郡长、副郡长、法官或警长。

一些执法人员在扣押那些拒绝付费或纳税的人的货物时，被殴打或被人拿着干草叉追赶，但总的来说，王朝头几十年的良好法律和秩序是王室法庭全权管辖的结果，也体现了人们服从于政府工作的大趋势。

甚至暴乱（暴乱通常与粮食短缺有关，或者由于佃农和手工业者的土地被剥夺，失去了他们家庭的经济命脉）的频率和强度也逐年下降。

当然，暴力的程度也很低，很少有人在暴乱中死亡。

政府的反应也很克制：1629年，在前一次骚乱平息后的几周内，仅四名男子因涉嫌参与马尔登的暴动而被处决。

另外，当局倾向于动用最低限度的武力，给暴乱分子判处缓刑，并在提起诉讼时提供仲裁，或用仲裁代替诉讼。

暴乱没有对国家机构或现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很少有现代人会预料到当时会爆发内战，这只能说明人们没有认识到重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英格兰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治理。

就像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没有预料到坠机发生，但这并不能防止坠机。

虽然坠机有时是因为金属老化或机械故障，但有时是因为飞行员的失误。

英格兰内战的原因太复杂，不能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但似乎战争的爆发更多是由于飞行员失误，而不是机械故障。

作为事后诸葛亮，现代人在反思“大叛乱”

的原因时，很少追溯到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之前。

他们也许是对的。

虽然詹姆士一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王，但这无法掩盖他在性格和判断上存在严重缺陷这一事实。

他与伊丽莎白女王恰恰相反。

他对君主制和王权的性质有非常清晰、全面且一贯的看法，但他完全没有遵循这些看法。

他知识渊博，撰写了有关政府的理论著作，与天主教论争者就神学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论，并将他的思想和笔锋转向古老但仍在不断增长的巫术威胁，以及引进烟草的威胁。

他相信君权神授论，并认为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而且只有上帝有权解除对国王的信任。

但是詹姆士也承认，实际上他受到加冕誓言的约束——加冕时国王庄严宣誓要遵守“王国的法律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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