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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2（第8页）

像以色列人一样，人民不听指挥、牢骚满腹，有时需要被反扭双臂押送往应许之地，就像克伦威尔在1655至1666年间的一次失败的保皇派叛乱（参加叛乱的保皇党人数不多，但许多人视而不见，除了军队之外，很少有人去扑灭叛乱的火焰）中，对普通人反应不积极而感到失望。

然后他制定了一个政府制度，将每个地区置于高级军事指挥官的监督之下。

这些“重要将领”

负责安全工作，但也在各个方面干预地方政府，实行“礼仪改造”

（一场重塑道德的运动）。

在其他时候，克伦威尔试图通过“疗伤与和解”

的政策，淡化武力，努力扩大参政人员的范围，并与郡长和地方议会分享权力，“诱哄”

着人民走向“应许之地”

。

如果克伦威尔能满足于别人对他的政策的默许和最低程度的政治顺从，那么他本可以建立一个安稳和持久的政权。

但他渴望承诺和热忱，渴望建立一个更能回应上帝的事物、更愿意顺服上帝指令的国家。

克伦威尔是一位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相信上帝的选民有责任让所有人都爱戴上帝、崇敬上帝，并且相信上帝的旨意向其子民显示了前进的道路。

克伦威尔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相信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选民分散在教会之中。

宽容是恢复上帝的话语和真理的统一性的一种手段。

这种宗教激进主义伴随着社会保守主义。

社会的等级秩序是自然而美好的，其缺陷和不公正并非固有的，而是罪恶的结果。

必须改革的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中人的行为。

通过处死查理一世，克伦威尔脱离了扎根于过去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通过承认拥有选举权的人所进行的自由投票将恢复国王的地位（即拒绝以同意为权威的基础），克伦威尔摆脱了当下的争论。

他相信自己正在履行上帝的旨意，他的自我正义性在于未来。

但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任务要执行，因此他蔑视公民自由和法律自由，而这种藐视对他来说是致命的。

为了实现神所应许的未来，克伦威尔独断专行。

他未经审判就把人投入监狱。

当商人乔治·康尼拒绝支付违宪的关税时，克伦威尔囚禁了他和他的律师，以阻止他向法庭上诉。

当议会未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财政拨款时，他自行下达命令进行征税。

当人民没有自发地回应他的重塑道德的号召时，他任命了许多上校，让他们来给百姓施压。

因此这是最大的悖论。

作为处死国王的人、不情愿的国家元首和有远见者，克伦威尔被第二届议会奉为奥利弗国王。

他被赐予了皇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议会提出要限制他的权力，用先例和法治来约束他。

因为他认为这种限制不利于他去履行委托给他的使命，因为他认为上帝的旨意并没有指示他去恢复上帝设定的职位，于是他拒绝了王位。

克伦威尔在世时，拥有直接军事力量的军队和拥有终极社会权威的乡村绅士一直很活跃。

克伦威尔是乡村绅士和职业军人、宗教激进分子和社会保守派、政治远见者和宪政倡导者、个人魅力十足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的独特结合体。

他既是促进政局稳定的唯一因素，也是导致他所掌管的政权走向不稳定的最终根源。

如果他能够解决争端，他本可以建立一个审慎的共和国；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一团改变世界的烈火，他就不可能从羊农荣升到国家元首。

随着他的去世，共和国轰然坍塌。

他的儿子缺乏父亲的品质，不得不在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嫉妒下屈服。

反过来，军官之间相互冲突，同时一场国家税收大罢工加速了军队的解体。

奥立弗·克伦威尔去世18个月后，蒙克将军的一部分军队认为应该结束这一切。

于是，他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召回了查理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