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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3（第2页）

被第二届摄政议会审判。

虽然他逃脱了死刑判决，但他遭受了各种严酷的体罚，议会花了几个小时来讨论要把他身体哪些部位切片或切断。

1660年以后，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教并没有恢复其地位。

教会可能会在复辟中恢复了古老的外在形式，但它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重新实现大一统。

英格兰圣公会为自己做的辩护是防御性的、前卫的。

随着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消失和教区法院的废弃，教会缺乏惩罚违规者的武器。

这些机构的废除所带来的耻辱，使教会在制度上变得虚弱。

1660年，庆祝复活节的活动和随处可见的五月柱可能是自发的，这显示出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厚根源。

但那些藐视教会的人不会被迫参加集会。

1662年，教会决定不通过改动礼拜仪式和弱化主教的权力来扩大其吸引力，这一决定使两千名神职人员离开了教会。

尽管教会试图防止非法的非国教徒的秘密聚会，但是浸信派、贵格派和其他激进分子并没有被斩草除根。

更为重要的是，1662年，温和派清教徒内有几十万“非国教徒”

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愿望，是希望成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所提供的选项），还是渴望保持对上帝的纯粹崇拜。

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他们曾更愿意“等待治安法官”

留在教会里，等待更美好的时光。

在复辟时期，他们越来越赞成分离。

在17世纪初，他们“对巴比伦更为虔诚”

；而此时他们放弃了这种顺应时势的做法，并开始分裂。

1689年的《宽容法案》正式承认了宗教多元化的事实。

由于无法惩罚那些不是其成员的人，也无法强迫男性和女性成为其成员，英格兰国教实际上是一种失效的精神力量。

在17世纪初和中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都认为，神圣的要务是为英格兰民族带来敬虔、良好的行为准则和秩序。

上帝正在引导子民走向一个和平与正义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会热爱并崇拜上帝，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温特沃斯和劳德、皮姆和克伦威尔都怀着同一个愿景，那就是人类通过勇敢面对神圣挑战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所有的政治作品都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上帝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以及在人类历史中和神意（他存在的标志）里，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活动。

莎士比亚的戏剧、多恩的诗歌、亨利·帕克和年轻的约翰·弥尔顿的思想都宣告了同样的观点。

马洛（Marlowe）的戏剧是唯一没有证明这一规则的作品。

在政权空白期，这样的希望没有幸存下来。

弑君的创伤使得保皇派不再信仰上帝的神意；激进分子在1660年经历的深层次的背叛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之后的政治沉默。

神之恩宠得到证实却又遭到背叛，这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相反，大多数清教徒和他们的后嗣融入了上帝的国度。

他们接受了世界是充满罪恶的，是不完美的。

每个饱含泪水的人，都必须通过在自己内心建造一座恩典圣殿来寻求个人安宁。

人们接受了教会和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事实，这是17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这在以下情况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查理二世偏颇的世界观与他深邃的个人神秘主义结合的方式，主教和神职人员的自由主义，以及“非国教徒”

放弃寻求国教的要求。

少数几个人继续寻求太平盛世（艾萨克·牛顿爵士成功地探索了物理法则，但是对《启示录》符文中基督复临的日期的探寻是失败的），但是大多数人安于现状。

约翰·弥尔顿英勇地挑战上帝，因为上帝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似乎引导了人民，但是在60年又背叛了他们。

《失乐园》描述了一个让人堕落的万能造物主；《复乐园》描述了基督在荒野中所面对的**，以及人类可能错误地用世俗方式传播福音。

也许共和主义者被**到了错误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