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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2页）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些观念继续在人们的思想中发挥作用，赋予了许多人对自己感受到的愤怒和绝望的合理解释，这些人已经看到了1688年发生的事情的必要性，但却发现难以忍受所有的后果。

除此之外，他们深陷英国圣公会对18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并帮助确立了潜在的威权主义——该主义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

但是，基于这样的观点，1688年进行的重大改变，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真正革命性的事物。

《权利法案》显然超越了构成1660年王政复辟立法基础的世袭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国民意愿。

首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1700年后者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去世后，汉诺威的王位候选人（詹姆士一世的女性血统的后裔）的头衔，都由有产阶级来决定。

在理论和实践中，专制主义似乎在西方世界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不应低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

18世纪和19世纪的辉格党夸大了契约理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契约理论似乎在1689年取得了胜利：并且，他们低估了它所带来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但从根本上看，辉格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断然拒绝了整套政府理论，并视契约理论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君主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1688年革命者有意识的关注点。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对英格兰与外国势力关系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

在1688年之前，相继的统治者（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政策主要是亲法国人和反荷兰人。

1688年之后，法国差不多成了一个永久的敌人，在争夺海外势力时双方成了永久的对手。

冲突的规模也达到新高。

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使英国既卷入大陆战争又卷入殖民战争——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战争以来，英国一直没有参加过这两类战争；并且这些战争，在技术和战略上的复杂性大幅提升。

英国人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后果中，受到各种考虑的影响。

在大战略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打击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并防止建立一个由西班牙和法国组成的强大的新波旁帝国。

英国的商业利益，曾经面对荷兰经济扩张时，是需要保护；现在面对法国竞争更持久的挑战，是采取激进立场，尤其是主张英国从西班牙帝国那里分享一部分贸易（如果不是领土）。

这些论点被辉格党编织成一个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性案例，在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伯爵（Malbh）的大陆战役中表达得最清楚。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王朝问题，这些考虑因素并不会导致许多英国人拥护这些年来的巨额资金支出和资源耗费。

九年战争被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争”

。

正因为威廉认为英国的反法联盟在逻辑上会遵循他自己对英国事务的干预，他才会在1688年启航前往托贝（Torbay）。

然而事实上，路易十四对詹姆士二世的轻率拥护，更有可能得到威廉的新臣民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支持。

1697年英法通过谈判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和平时，法国人对詹姆士派阵营的支持撤回了。

但四年后，西班牙王位继承处于危险之中，欧洲再次处于战争边缘，这次又支持路易对斯图亚特王朝——这一次以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王位觊觎者”

（OldPretender）的名义，他说服了许多不情愿的英国人参与一场与欧洲大陆的冲突。

战争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是英国军队的完胜，特别是在马尔伯勒领导之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至少在现在，不仅是信奉新教的国王的继承问题得到了有效保障。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被广泛认为仅仅是法国养老金领取者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新声誉。

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的胜利，还有鲁克（Rooke）在直布罗陀的胜利，斯坦霍普（Stanhope）在米诺卡的胜利，将英国确立为大陆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地中海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法国海外的有力竞争对手。

战争的后期阶段，军事胜利似乎使军费开支在国家支出中的比例减少了，虽然在布伦海姆战役时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英国还是打消了膨胀的野心；但是1713年在乌特勒支（Utrecht）签订和平条约时，彰显了胜利的重要影响力，甚至创造了法国外交史学家所谓的欧洲“英国霸权”

的印象。

战争对国内也造成重大影响。

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每年200万英镑就被认为过多，而战争的费用达到近1.5亿英镑。

这笔巨额支出，需要相应提高税收，并带来广泛的政治影响。

但回想起来更有意思的是，财政支出的13都是通过借款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