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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7页）

在“南海泡沫”

破灭之后不久，从他的计划的残骸中拯救出一些东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回想起来，“南海泡沫”

和随之而来的一般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必然性。

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即这次危机是由前几年伴随“金钱利益”

兴起的强烈而膨胀的商业主义造成的。

然而，最初对于引起这场动**的南海计划有很多说法。

英格兰银行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在战争期间获得了超额的投资回报，并且显然国家债权人之间存在着更大竞争空间。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曾鼓励在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以期在辉格银行之外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

此外，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上有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存在于伦敦市，而且存在于储蓄者中，有望对公共债务进行更广泛和更公平的投资。

南海公司1719年的计划似乎成功地重新分配了国债，同时为国家财政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困难的出现不是因为该计划的基本逻辑，而是其中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

对于公司董事们，特别是启动该项目的内部团体，不仅需要为自己，还要为许多朝臣、大臣和国会议员谋取暴利——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公司的提案被接受至关重要。

这种支持是以高价购买的，比如提供条件优惠的股票，或以公开贿赂的形式赠送股票。

简而言之，参与南海计划管理的许多人痴迷于快速获利——这只能通过提升公司潜力，让其远远超出竞争对手提供的投资机会来实现。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在南部海域的贸易实力。

1713年的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使该公司垄断了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并可以向西班牙控制的美洲市场出口欧洲商品。

从理论上讲，公司的商业前景一片光明。

在实践中，从伦敦管理这一遥远贸易困难巨大，而且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经常发生的激烈冲突，更增加了管理困难。

无法证明这种贸易在短期内是有利可图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难以实现1719年提出的疯狂预想。

但在1720年初期普遍存在的投机狂热中，人们很快就忘记了现实。

鉴于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不断鼓励新的投机者进行投资，使得那些已经购买的人以可观的利润抛售他们的股票。

资金的不断流入，使得公司有理由增发股票，对投资的稳定性愈加充满信心，更不用说政客们可能获得的更丰厚回报了。

在这种由腐败政权、幼稚的投资公众和沉重的国家债务的合力之下，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泡沫不断增长，刺激越来越不可信的项目中产生更多的欺诈性泡沫。

当信心最终崩塌、泡沫彻底破裂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出卖大量土地或其他财产、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人。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这些受害者，而他们绝不仅来自最富有阶层。

议会匆匆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将来的股份公司的法规——但这只是亡羊补牢。

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以尽量减少对政府的损害。

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和解。

反对派辉格党人重掌政府要职，唐森德开始去争取国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好感，沃波尔推动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泡沫危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至少可以保护国债，并挽救宫廷的面子。

沃波尔的这项任务，使他背上了遮掩高层腐败和舞弊的坏名声。

某种程度上，沃波尔利用了这一严重事实。

许多涉及1720年肮脏交易的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和辉格党人一样，不愿公开曝光。

此外，南海泡沫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类似于巴黎的密西西比泡沫和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狂热；把责任归咎于与政府或宫廷无关的某些人和非个人金融力量，是合情合理的。

无论如何，国王的大臣们除了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其他的都逃脱了惩罚。

对于沃波尔而言，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政治胜利，无意间消灭了他的政治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