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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9页）

当局试图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打击这些罪行。

王尔德因案子败露被绳之以法，1725年被处死，而他的死，使他获得了流行神话中的地位。

温莎森林和其他地方的偷猎者是新立法的打击对象，即1723年严厉的《布莱克法案》（BlackAct）。

他们在20世纪获得了民间英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有意将他们视为真正的流行文化代表。

随着政府打压措施的加重，走私队伍似乎更加壮大了；在18世纪30年代他们最活跃的时候，为了给消费社会提供走私商品服务，他们敢与乔治二世的龙骑兵对阵。

这是早期汉诺威王朝时期英格兰出现的情况。

在这方面，南海泡沫最好不被看作革命后英格兰的最后结局，而是开启18世纪中期揭开繁荣、庸俗和商业化历史时期的壮观序幕。

这种戏剧性的比喻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在表演艺术史上，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

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伦敦剧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

直到1737年法院采取行动以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舆论以及新闻界对泡沫期间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越来越多的批评。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约翰·盖伊（JohnGay）的《乞丐的歌剧》（Beggar’sOpera）更有效地表达这种批评，这是1728年取得的巨大成功。

这部歌剧的初衷是否真的作为一种政治讽刺作品尚不确定；但是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人们立即把它视作政治讽刺作品。

盖伊传达的信息，很好地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的幻想和普遍关注。

它清楚地把乔治二世的宫廷描绘成一个“小偷”

的厨房；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与伦敦黑社会的差不多。

这是菲尔丁（Fielding）通过对乔纳森·王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进行客观比较而强化的一点。

在蒲柏的《愚人志》（Dunciad）、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和博灵布鲁克（Bolingbroke）的《工匠》（）中，也有着非常类似的主题；这些都是非凡的十年间创作的极具争议的讽刺作品。

讽刺的许多元素都是共通的：回归古典主义、乡村价值观的魅力、美丽的农村田园风光，尤其是对18世纪早期商业化的、金钱至上价值观的世界的不断批评。

在这些方面，沃波尔时代的文学和新闻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多年来流行的潮流最后、最激烈的尾声。

但是，它并未给出对于未来的构想，或对其他可能性的建设性分析。

当盖伊的观众在麦克希斯（Macheath）身上窥见沃波尔政治的本质时，他们抓住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即汉诺威政权的政治性质与当代社会所谓的弊病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了一些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霍迦斯，他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来讽刺礼仪和道德），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沃波尔是个大魔头。

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爆发官吏，靠系统性腐败致富（他在1712年被托利党人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起诉），并通过不择手段和向宫廷趋炎附势而登上权力的顶峰。

在1727年之前，他的姻兄弟唐森德跟他一样从腐败中分羹，一样声名狼藉。

但乔治一世的去世和一位新国王的登基使他明显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通过他对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的熟练操纵，沃波尔排挤掉了所有竞争者，1730年甚至包括唐森德本人。

结果他很快就实现了大权独揽，这是自17世纪70年代的丹比以来没有人取得的地位。

他的专权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格鲁布街对他个人地位的攻击。

他是伟人、英国巨人、大山一样的人。

他也是人们的政治幻觉的完美代表——诺福克骗子，萨沃伊罕见的魔术师，灵魔般的巫师，精灵的化身，演技超常的大师将军等等。

他对脾气暴躁和反复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掌控，以及他对以前无法驾驭的议会的控制，都被无数的抨击文章和版画描绘成一名不折不扣的政治魔术师。

那个时期以及从此以后，沃波尔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善于巧妙地利用影响力甚至以贿赂来开道。

稳定似乎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也是这一时代区别于早年的政治混乱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可以将稳定看作是行政部门的权力的最高峰。

由于战争而膨胀的政府，特别是为运营新金融体系而建立的庞大政府机器，显然产生了大量新的恩惠。

此外，革命后的政府非常需要在下议院获得多数支持，这也为利用这种恩惠来管理议会提供了强烈的动力。

因此，出现了一个更加庞大、更有纪律性的在朝财政部党，能够弥合皇室和下议院之间的古老鸿沟，开创了行政与立法之间和睦共处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