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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语言的基因类型（第8页）

还有些语言中，主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省略（例如，芬兰语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主语；希伯来语中的过去式），但与上文提及的语法现象也不甚相关。

很显然，这些案例与我们通过对比英语和意大利语概括出的主语省略原则相互独立，它们并没有直接将上述推论证伪，而是提供了代词被认定为“可以推知”

的其他情况。

不过，很快就有其他语言被发现似乎能说明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差异无法形成体系。

例如，在冰岛语中，主语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可以省略，也不可随意置于动词之后，这一特点与英语或德语相同。

冰岛语的天气词汇中同样需要使用虚词主语，而且在补语从句中对主语进行提问时无须更改从句的结构：

（5）Hverheldurpúaδhafiframiegl?pinn？

Whobelieveyouthathasittedthe-crime？

你认为是谁犯了罪？

非洲（班图语支）邓亚语（Denya）给上述关联假设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

除了不允许主语位于动词之后，该语言整体上与意大利语类似。

与我们的第一印象不同，对多种语言的深入研究发现，语言的语法特征并非如我们所愿——保持步调一致并处于共变关系之中。

英语和意大利语间的主语差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们也早已放弃用一个单一参数来统括多种差异。

但宏观参数派和微观参数派的争论仍在继续。

前者认为寻找世界语言中的大规模联系应该是语言研究的中心目标，而后者认为这种大规模联系要么不存在，要么由于目前人类语言语法结构知识过于细碎而不足以支撑我们识别这些联系，因此当前应该更多关注语法中的一些细微离散差异。

解决二者之间的分歧对于普遍语言结构理论当然十分重要，但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语言变化最终无论是用少数几种宏观参数来标记，还是用大量微观参数来描述，又或者是处于二者之间，我们都可以说，根据语法来为某种语言定位使得我们能将各种内化语言区别开来。

用这种方法来区分（并计算）世界语言，可确保其完全立足于语言本身，而不受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本章开篇也提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内化语言系统的语言特征视为其基因型，用语言学研究发现的一系列结构参数来表示。

将语言差异弱化为其语法差异可以化解其他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就算能将语言变化的独立维度最小化，也还是会有大量参数无法弱化。

仅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类别就在10种以上。

若就世界范围来说，必须对世界语言可能存在的语法差异进行彻底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伦敦人到意大利听到的形形色色的“意大利语”

其实可能有很多共同之处，而这些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又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差异显著。

随着参数的增加，可能的语法体系呈指数增长。

即便参数控制在25~30之间，可能的语言种类也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假设有30个独立参数，语言数量会超过10亿；40个二元参数则会产生上万亿种语言；若有100个参数，可能的语言数目将不可想象。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内化语言，一个好处是语言学习者完全不能也无须考虑所有参数再进行选择。

另一好处是，如果在掌握某种语言系统时只需简单确定一系列固定参数的对应值，那这个操作就很容易实现。

显然，并非每一种变量组合都会实现，但如果所有参数都能像意大利北部地区那样统一在一种语法之下，那么世界语言的种类绝对会远远多于“民族语”

所说的690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