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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孟加拉语（第7页）

在中国，汉字是文明的标志。

在欧洲，罗马字母成为西方基督教的标志（这也是异教徒的如尼文字遭到废弃的原因）。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字也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南亚却不是这样。

精英们顽固地恪守口头传统，它不仅将古老的印度吠陀经，而且还将更晚近的佛教、哲学、诗歌、戏剧甚至科学和技术作品保存了几个世纪。

他们抵抗书写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记住所有这些古老文献是他们享有特权的理由之一。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新流行的媒介足够耐久——这种担心最终得到了证实，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本，除非刻在石头上，都在南亚湿热的季风气候下灰飞烟灭。

如此一来，书写就付诸了商业和其他日常用途。

公元前3世纪中叶，信奉佛教的阿育王在他辽阔的帝国中把社会和道德戒律发布在柱子上、巨石上和洞穴的墙壁上，文字曾短暂地扮演了更崇高的角色。

但整体而言，南亚的精英们又足足拖沓了500多年，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才开始书写。

这就对文字本身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

首先，当口头文学最终付诸书面（更确切地说，是干树叶）时，一个严重的拼写问题冒了出来。

元音附标文字是为本地语言量身定制的，但整个文化传统却来自梵语，而梵语里仍残留着印欧语系的共同特点：辅音连缀。

梵语的直系后代语言用KISāāRā指代“star”

、TIN指代“three”

，（古老的）梵文本身却分别是KRSHāNA、STR和TRI。

如果南亚人早上几百年，刚把笔放到树叶上的那一刻就开始用梵文书写，他们的学者说不定会放弃元音附标文字，发展出一种类似字母表的东西来，就跟远方的希腊人一样。

可到了这时候，元音附标文字已经在印度文人的思想里深深扎下了根。

这套系统并未遭到取代，而是创造出了合体字来适应梵文，到了今天，对学童，以及打印机、打字机制造商和软件开发人员来说，这些合体字就成了一种折磨。

其次，他们必须学习梵文，不是因为他们要使用梵文来阅读和书写——他们并不这么做，就跟普通的欧洲人并不使用拉丁语阅读和书写一样。

相反，现代印度系语言采用了大量的梵文词汇，就跟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借用单词的方式差不多：在现代孟加拉语里，在从词汇库里缺席了数个世纪之后，KRSHāNA再次用来指代“farmer”

。

一如我们的语言里保留了本可放弃的古典字符c、q和x，所有的婆罗米系文字也都保留了同样多余的合体字。

精英们太迟接受书写的另一个后果是，印度如今流传的文字太多了。

如果书写这项新发明一进入市场，他们就欣然接受，并用它来书写古代的神圣文本，那么婆罗米文（甚至它的前身）就会成为整个地区公认的标准文字。

可他们没这么做，于是，等到书写最终用于宗教、学术和文学目的的时候，自由设计新文字的传统，早已站稳了脚跟。

说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写只是商人和卑微办公人员做的事情，一如人类语言不断分化成方言，若没有向心力的阻止，文字也会同样变得多元化。

这种合众为一的角色，可以由一些神圣的书籍来实现——《古兰经》《圣经》、犹太教的《塔纳赫》都对此做了证明——可从声望而言，印度教的经文始终不曾超越口头传统。

反过来说，长期存在的大帝国也可发挥保护文字原本样子的作用，但南亚从未出现过长久的大帝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里，该地区要么四分五裂，要么由使用外国文字的精英统治。

没有一本圣书，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帝国，文字注定要陷入困境，出现无数的变种散落各地。

在欧洲的前帝国和前《圣经》时代，好几个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光出现了若干种希腊和罗马字母，还有伊特鲁里亚文、奥斯肯文、伊比利亚文、鞑靼文、欧甘树文、如尼文和其他文字。

南亚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结果是带来了整个元音附标文字家族。

而等到印度和佛教经文通过高度推崇口头传统的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当地的书写者很快就调整了文字，适应自己口语的需求。

直到今天，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国家语言都是用各种元音附标文字书写的；在采用拉丁字母之前，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但不包括越南语）和印度尼西亚（包括爪哇语）等国的许多语言，都有着独立变种的元音附标文字。

在南亚北部，藏文是婆罗米系文字的另一分支，就连日文也从印度汲取了一些灵感。

最终，婆罗米大树结出的这些婆罗米苹果，都滚到了远离树干很远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古代文献就变得无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