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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印地乌尔都语（第4页）

语言互动不仅发生在军营，也发生在商店和市场、宫殿和清真寺、酒馆和妓院里（发生在后一种场合的语言互动程度恐怕还更大）。

通过这些接触，人们会学习并开始运用新单词。

这就是印地-乌尔都语（或印度斯坦语）当中为什么会有大量波斯词汇，比如J**āN（年轻的）、PARDA（窗帘）、DARIā（河流或海洋），以及不少阿拉伯语词汇，如KITāB（书）、JAHāZ（船）和DUNIYā（世界）。

今天，使用印地-乌尔都语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词是“外来的”

或“借用的”

，一如我们不认为river（河流）、（窗帘）、simple（简单）和very（非常）是法语（这几个英语单词分别来自RIVIèRE、E、SIMPLE和VERAI，最后一个在现代法语里是VRAI）。

那么，前述问题的第二部分回答，也就是关于精英的情况呢？他们使用双语吗？在德里苏丹统治期间似乎不是这样。

但莫卧儿王朝很快就在16世纪这样做了，因为在当时，男性娶了不少印度新娘。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波斯语逐渐为印度斯坦语（也即当时的印地语）所取代。

事后回望早期的乌尔都语和印地语

到了17世纪，南亚的语言状况仍然相当平常。

当时没人能预见到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会分裂。

中古印度-雅利安语分化成几种新印度-雅利安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和其他语言，以及一个由多种地方语言组成的中心集群，通常统称为印地语。

无一例外，这些语言里充斥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

古典梵语仍然用于礼拜仪式，当地方言也经常以多种文字的形式付诸书面。

伊斯兰教作者使用波斯-阿拉伯文（Perso-Arabicscript，阿拉伯字母的一种变体），他们通过《古兰经》和公文来熟悉这种文字。

印地语采用不同的土著文字（因种姓而不同）书写：婆罗门祭司和教师喜欢天城文字（Nagari），卡雅斯塔[2]抄写员和官员使用凯提文（Kaithi）。

在这两种文字里，后者较为普遍。

只有从后来者的视角看过去，我们才能追溯出乌尔都语渐渐兴起的过程。

随着伊斯兰教精英对波斯语的掌握变得越来越贫乏，他们的诗人开始在印地语中夹杂使用夸张的波斯语词汇，同时又不回避普通的方言词汇。

这跟公元1600年前后英国文人对拉丁词汇的狂热（illecebrous、obtestate、admini）[3]没有太大不同。

然而，到了18世纪，莫卧儿王朝的诗人把事情做得更进一步，许多普通的印地语词汇成了禁忌，进而带来了高度波斯语化的文学风格。

1780年前后，这种语言首次被称为“乌尔都语”

，它是ZABAN-E-URDUE-MUALLA这一短语的缩写形式，意思是“尊贵之城的语言”

（不再是“军事营地”

了），这里的“尊贵之城”

，指的是首都德里。

这种乌尔都语的作用，类似本书“第17名土耳其语”

章节中介绍过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它是一种优雅的精英语言，是社会地位而非宗教身份的象征。

用一位印度学者的话来说，充当了“紧张贵族的阶级方言”

，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这一贵族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地位逐渐分崩离析。

事实上，围绕这一新语言的价值观是令人费解的精英主义，根据一位编纂者的说法，德里几户贵族家庭的用法，便定义了这种语言的正确性。

即便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在伊斯兰教精英中萌芽期间，一些博学的婆罗门仍在努力“净化”

自己的印地语，清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词，引入早已被遗忘的梵语词汇，不过，这些不过是一小撮不通世情的人在象牙塔里做的努力。

他们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比当时意义重大得多。

18世纪的诗人米尔·塔齐·米尔（MirTaqiMir），被视为塑造乌尔都语的先驱之一。

传教士和学者

英国商人从17世纪初就来到印度，起初毕恭毕敬，后来却发号施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