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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2世纪起,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即便在骑士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大部分席位时,也依然如故。
不情愿的兼并
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
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
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
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
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
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了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
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
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
“国王、民族与城市”
,甚至“自由”
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
“辅助部队”
,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
城市还是“支俸”
(stipendiary)城市。
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了财富。
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
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讲希腊语的土地上扩展庇护制(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于是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
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当地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好。
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
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
而与之相对的,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
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
与“亲罗马”
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
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
(Italici)是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
,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
(Rhōmaioi)。
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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