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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罗马早期文学（第4页）

然而最后却万事大吉，因为人们发现，正是帕菲鲁斯一天夜里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在大街上强奸了这个女孩。

（这些剧本似乎说明，希腊社会对强奸持宽容态度，视之为年轻人一时醉酒或兴起而产生的自然后果。

遭到怀疑的姑娘过着孤独的生活，年轻男子几乎无法自在地承认自己认识她们。

不过，对于公民家的女儿来说，在婚前屈服于持续的**而委身比受制于强力更不令人同情。

但剧作家们对强奸犯的罪过也并非不加指责）。

在《阉奴》中，青年凯里亚伪装成阉奴，以便进入他所迷恋的女孩的卧室，在那里强暴了她。

结果，这位姑娘乃是一对受人尊敬的雅典夫妇的女儿，于是凯里亚的父亲同意让他娶该女子为妻。

在这一事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妓女泰伊丝，她保护了这个女孩，并决心帮助她找到父母。

剧中的其他人物对她的所作所为抱有并不公正的怀疑态度，这使得泰伊丝的形象显得更加鲜明。

这些情节比普劳图斯的作品更加单一，但基本结构却大同小异。

两位剧作家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处理情节的方式。

泰伦斯并不利用情节作为跳板，以便插入许多与主题无关的笑话；而保留了希腊原作的风格，即通过严密的喜剧情景展示更为繁复、更富讽刺性的幽默。

我们知道，希腊对罗马的影响在公元前160—前150年间明显增强；于是泰伦斯的剧作常常被用来证明：与普劳图斯时代品位低下的观众相比，现在的罗马人已能更好地欣赏希腊文化的优雅。

但夸大这种区别是很危险的。

泰伦斯对希腊原作的一些改动说明，他仍在试图取悦一群头脑相当简单的罗马人。

在改编米南德的《阉奴》时，泰伦斯从米南德的另一部戏剧中搬来了两个角色：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人和阿谀奉承他的食客，从而取得了更为通俗的喜剧效果。

而在处理米南德的《两兄弟》时，他从另一位希腊作家那里借用了一个充满动作与暴力的场景——一个奴隶贩子无力阻止一个青年劫持他拥有的一个妓女。

泰伦斯在于剧本上演前朗读的前言中交代了这些补充成分；在一篇前言中，他还讲述了关于戏剧演出的一些情况。

那是他为《婆母》第三次上演所作的前言，用以解释前两次上演的尝试何以会失败：

我第一次演出这出戏的时候，有人在谈论一场拳击比赛，还有传言说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即将登台表演。

奴隶们进来了，出现了一片混乱，妇女们大声嚷嚷；结果我没等演完就不得不中途放弃……我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第一幕进行得很顺利，但随后又有议论，说马上要举办角斗士表演。

人群挤在一起，乱作一团，有人为抢座而高叫怒骂，大打出手。

这实在让我忍无可忍。

据我们所知，《婆母》是泰伦斯剧作中唯一一部在公演时遇到过困难的作品。

他更引以为豪的《阉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们在新喜剧或普劳图斯的作品中没有见过泰伦斯的这种序言撰写方式。

他用这些序言来报复文坛上的冤家，并针对他们的批评进行自辩。

这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以观察他在其中工作的那个文学圈子，尽管它们只记录了泰伦斯的一面之词。

如果它们可信的话，那么泰伦斯曾因风格乏力、剽窃他人，并杂糅多部希腊原作拼凑成一部拉丁文作品（他的批评者称之为“玷污”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受到责难。

尽管他比普劳图斯更忠于原著，但在一些同时代人看来，他忠实得还不够。

根据公元4世纪著名语法学家多纳图斯（Donatus）对其剧本的注疏，泰伦斯还有其他创新之处。

例如，我们可以从多纳图斯所述得知，泰伦斯第一部剧作《安德罗斯女子》的前20行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

他对剧本开篇所做的重要改动之一在于，在序言中并不交代情节的背景（如米南德和普劳图斯所做的那样）。

可能他将之视为矫揉造作，宁愿采用更自然的方式，让角色在剧中说出必要的信息。

结果，原作中的一些讽刺效果就消失了，因为观众只有到了后来才能理解整个剧情。

因此，与普劳图斯相比，泰伦斯是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人物。

他选择改编希腊戏剧，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忠实地反映了其核心精神，人们欣赏这些戏剧需要道德与情感方面的共鸣；但他并不亦步亦趋地这样做，而是在某些幕次中加入了更为粗犷的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