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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8页）

作为一个举止可疑的非正统的人，他喜欢支持造反派，鼓励革故鼎新。

虽然对庞培的胜利心怀不满，他仍作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庞培合作，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在随后几年的法庭审判中支持过几位保民官。

他还借钱给恺撒等年轻贵族，或资助他们的选举，如对喀提林所做的那样。

然而，他更为大胆的政治举措通常以失败告终：他在任监察官期间试图授予山南高卢地区公民权，并企图利用把自己的国家赠予罗马的埃及法老的遗嘱，但这些计划都遭到了同僚的拒绝。

恺撒

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盘算着如何利用这种局势。

蒙森在描写这位惨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

时写道：“恺撒，这位从步入政坛之初就堪称当之无愧的平民派领袖，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

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了放逐，因为他的家庭与另一阵营的联系。

但据传，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

。

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一位是他的妻舅）。

青年时代的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

同年，在他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展示了尤利娅丈夫马略的雕像，这种事自苏拉掌权以来从未出现过。

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出自己善于公共宣传的才华。

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

借助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同时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稔程度。

其目的是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

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

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进行平叛的支持。

“前三头”

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加图其他的正直品格的牺牲者——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

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与两位敌手达成了和解，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

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

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后人很容易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得以举行，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

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并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

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

如果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

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

或许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

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

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还是显得次要了些：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通过尽忠报国获得荣光的，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