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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帝国的建立（第4页）

如果一定要为之辩护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考虑到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的忠心与利益已蒙受了巨大损害，或者说这是出于奥古斯都个人的野心。

建立公开的专制乃是对500年（共和国）历史的公然侮辱，也会在社会心理与切实的实用价值方面损失巨大。

因此，奥古斯都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依他本人最喜欢的座右铭所言，他更喜欢“慢慢来”

。

在对国家效忠与对政府效忠之间已经出现巨大裂痕时，奥古斯都出于自身本能和意愿，希望能消除这一裂痕。

而要完成该任务，光有手腕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大的耐心。

“共和国”

的理念意味着合法的政府，其运作与组织原则跟绝对独断的统治，即罗马人所谓的“君主专制”

（regnum）相对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都的“恢复共和国”

并不完全是空话。

通过明确自己形式上的权力，他给自己的权力划定了必要界限，他清楚地规定了在哪些领域内自己将遵循先例与传统美德行使直接公开的权力；同时他还宣称在某些领域自己并不谋求行使公开的权力。

自然会有新的统治法则，但法则本身早已存在。

共和派贵族限制野心过度膨胀的两大手段是共同执政与任期限制，现在出于政府稳定性与政策长期性方面的考虑，奥古斯都需要解除这两大桎梏以提高效率。

实际上，除阿格里巴与提比略（Tiberius）之外，奥古斯都没有权力平等的共同执政者，其中提比略是奥古斯都钦定的继承者，后来也确实继承了帝位。

而且，奥古斯都的所有正式权力皆保持终身，只是在某些领域，例如行省统治权，需要在形式上定期更新，还有其他隐形权力，比如对选举的影响力和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权，随着新的法令解释与惯例的发展而逐渐滋长。

奥古斯都掌权时相当年轻，因此有足够的时间。

公元前23年时，年龄远低于60岁的元老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是在恺撒之前进入元老院的；而到了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那些出生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之前的人必定已超过60岁了。

上述内容无不暗示着奥古斯都的绝对权力，比如他的广大庇护权、他的追随者“党派”

、他的巨额财富、他对军队的控制等等，都是维护新秩序稳定的最终保障。

如果有反对者能够利用军队反对他，他形式上的特权的保护功能就微乎其微。

但在文明社会，进行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武力。

我们固然会赞同现代政府的运转需要依靠军队与警察的忠心和服从，因为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必然陷于悲惨境地。

我们真正担忧的是，政府只能利用军队与警察统治民众，否则民众就不会容忍政府的存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古斯都的政府处于此种状况，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除了极少数有野心者把政治“自由”

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平等与民主，对于元首政治带来的和平与安定、物质繁荣以及管理效率的提高，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是衷心欢迎的。

奥古斯都让军队远离政治，但我们也可以合理质疑，如果奥古斯都没有同时尽力去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现实和潜在的困苦与不满，他的安全以及他的统治能否延续这样长的时间？奥古斯都设计出一套尽管有些含糊，却远比专制统治更可接受的政府系统，实际上，如果舍此系统，国家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

奥古斯都的成就正如老普林尼所称的“罗马和平的宏伟庄严”

，他结束了漫长难忍的战争与战争恐惧，使得罗马世界获得自由，而且是有法律统治下的自由。

这是古典希腊与共和国罗马的理想之一，也是元首制的理想，尽管它日益变得遥不可及，但依然不可磨灭，流传至现代欧洲。

因此，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想要迎娶自己侄女时，只能修改法律让所有人都享有如此的婚配权，因为他并不自认为高于法律。

修改法律与践踏法律之间区别似乎很小，但如果经过审慎思考，就会明白两者间的深刻差异。

曾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提法，即所谓“两头政治”

（dyarchy），意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力与行政职责由两派，即元首与元老院分享。

目前该观点已遭否定，但在奥古斯都的新秩序背后，“两头政治”

确实是被长期接受的原则。

公元54年，年青的尼禄（Nero）即位后在对元老院的“就职演说”

中宣称，自己的目标在于摒弃前任克劳狄乌斯的集权运作，恢复真正的奥古斯都模式：

他不会成为独揽一切事务与案件的法官，因为此举只会使躲在紧闭房间里密商的少数有权势者发财致富，公诉人与被告却一并被敲诈；他的家庭中不会有谁会被金钱收买或者打算使用诡计；他的私生活与他的公共生活将会完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