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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与社会（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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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含糊不清，也并非真相：首先，从技术角度看，贺拉斯这时写的就是韵文。

然而，他确实暂时放弃了公共诗人的角色，并更明显地远离了抒情诗的体裁。

这是为什么呢？一些原因是有据可查的，其他的只能靠我们去推测。

贺拉斯并不喜欢当一个职业诗人（诸如公开背诵诗歌等等），他在《书信集》1.19中肯定了这一点，并在公元前19年创作的《致弗洛鲁斯的信》中再次确认了这个事实。

他也承认，《颂歌》一至三卷没有得到多少公众的喝彩，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参与这类事情；这或许也是令他感到泄气的。

此外，无论是在《讽刺诗》还是在《颂歌》中，私人伦理也一直是他所关注的问题。

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同公共诗人的角色有关——诗人应当使笔下的事物不朽，应当承担教育读者的责任。

贺拉斯可能一度对这个职责丧失了信心，或可能对此已不抱幻想，因为梅塞纳斯的时代已临近结束；无论怎样，这个头衔已不再适合他了。

在第三卷中，贺拉斯曾是“众缪斯的祭司”

，用公共演说式的、训导式的口吻向后人讲话。

此人却在《致弗洛鲁斯的信》里转而讨论写诗的种种原因（那些可能吸引他再度成为职业诗人的原因），却没有提及诗歌的伟大功用，如使事物永垂不朽，特别是其教化功能。

在我看来，这种沉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出于某些理由，贺拉斯并不喜欢承担此类角色的诗人。

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或许是形势不允许。

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二阶段业已来临。

为了纪念公元前17年的世俗运动会（SecularGames），标志一个新时代开始的运动会，贺拉斯写了一首公共颂歌——《世俗之歌》（saeculare）。

接下来，他开始接受奥古斯都的直接赞助，写了《颂歌》的第四卷。

像我上面说过的那样，这部作品里包含了直接赞颂元首及其家人的宫廷诗。

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肯定，这一卷中也包含了贺拉斯描写爱情和美酒的若干最优雅的诗篇。

本卷中的第一首诗生动地展示了恋爱中的贺拉斯，一个在50岁爱上男童（Ligurinus）的贺拉斯。

“利古里努斯”

这个名字值得注意。

在这首贺拉斯描写同性恋的诗歌中，被爱的对象没有使用希腊名字，因此诗人既没有掩饰他的信息，也没有宣称他是属于能被大众接受的下等阶级。

利古里努斯是真正的罗马姓氏（en）。

可以肯定，这首诗是私人性质的——而且十分优美。

第11首诗是另一篇关于爱情和醇酒的美丽诗歌；巧妙的是，作品的背景是从前的重要人物梅塞纳斯的生日。

我不认为贺拉斯是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第二阶段欣然提笔创作政治诗歌的；但他也不是完全反对这样做。

如前所述，他退隐的原因晦暗不明，而他称诗歌为小技的说法并非肺腑之言。

毫无疑问，他开始为《世俗之歌》感到自豪。

他的《致奥古斯都的信》（2.1，创作于公元前12年）再次肯定了诗人的教育使命和诗歌的不朽魔力。

一个有趣且偶然的事实是：贺拉斯在这封信中含蓄地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排了座次等级：第一是维吉尔，其次是作品现已佚失的瓦利乌斯，随后可能是他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哀歌体爱情诗人保持沉默：例如他对当时已经走红的奥维德只字未提。

最后，贺拉斯在晚年写成的《诗艺》中表明，他认真地把诗歌创作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它既是一种娱乐，又具有教育意义。

普罗佩提乌斯

在社会地位上，普罗佩提乌斯高于维吉尔与贺拉斯；他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摆出盛气凌人、不拘一格的姿态（这两方面并不是毫无联系的）。

与维吉尔和贺拉斯不同，他似乎从未忠于或完全融入梅塞纳斯的圈子。

罗马式的实用主义观念认为，人应当在一生中从事严肃的事业：根据传统，作为上层阶级的一员，他应当或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有所成就。

这是普罗佩提乌斯所面对的一方面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