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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维吉尔（第4页）

我们听说，它们得以在舞台上展演，并且这位内向的、离群索居的诗人偶尔出现在罗马，便会在大街上被人指指点点。

公元前39年春，作为一位业已成名的作家，维吉尔向梅塞纳斯引荐了贺拉斯；梅塞纳斯的名字虽未出现在《牧歌》里，但维吉尔却把他的下一部作品，《农事诗》献给了他。

维吉尔在《牧歌》中曾向数位要人致意：主要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但还有阿尔菲努斯·瓦鲁斯。

此二人似乎都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赞助人。

维吉尔在这方面很像贺拉斯，而不像卡图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写作其第一卷时）——后面两位诗人没有赞助人，只有朋友。

科尔涅利乌斯·加鲁斯在第六首牧歌中受到颂扬，并作为第十首牧歌的描写对象而得到极高的赞誉。

在第十首诗中，维吉尔把这位哀歌体爱情诗人描写成在阿卡狄亚放牧的情人，他多情的抱怨融入了维吉尔自己的韵律，而这位情人自己则令人想起提奥克里图斯笔下的达夫尼斯。

这一转变过程在诗歌中看起来十分古怪，但从音乐的角度看则不那么怪异：维吉尔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了创作，这是加鲁斯所处理题材的一个变体。

《农事诗》

转到《农事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有所变化。

次要的赞助人被梅塞纳斯所取代，诗人的朋友们不再被提起，而屋大维——《牧歌》从未直呼其名，而只是稍加暗示——现在进入了诗人视野的中心。

古代学者们宣称自己得知了维吉尔遗嘱的内容，并告诉我们说，他把高达10，000，000塞斯特斯[2]（sesterce）的巨大财产连同主要遗产都留给了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

他们无疑是诗人财富的来源。

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之间主要是金钱资助关系，那就错了。

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后半段，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相对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那个无情而年少的恺撒继承人，“杀戮并不露声色”

的人〔德雷顿（Dryden）在《爱情至上》中借安东尼之口说出的名言〕，明智地把自己转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以此对抗丧失了荣誉感、正转化为东方人的安东尼。

早在阿克兴战役[3]之前，安东尼已在一场宣传战中失利了。

梅塞纳斯，这个生性喜好奢华甚至颓废的人物，也按照青年诗人们的方式创作诗歌（此类人经常从事这种活动）；作为屋大维和诗人们中间的媒介，他的作用十分重要。

当掌权者对其作品表示很感兴趣的时候，艺术家肯定会欢欣鼓舞；而世界的主人（如公元前31年后的屋大维）更是急于争取支持，以推行其改革与重建计划，即用和平与幸福生活取代内战和灾难。

面对这个极具**力的邀请，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或多或少地用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响应。

维吉尔称《农事诗》的创作是“受您之命，梅塞纳斯”

（“tua，Maeas，haudmolliaiussa”

，3.41）。

这句话很难解释。

显然，梅塞纳斯没有“命令”

诗人去创作描写农业生产的四卷诗；维吉尔本人也在作品中写道：

SedmeParaperarduadulcis

raptatamor;iuuatireiugis，quanullapriorum

Castaliammollideutertiturorbitacliuo.（3.291）

但到了高耸的帕纳索斯山的可爱峰顶，我充满了创作诗歌的狂喜：描述那不曾有车轮弄污嫩草的地方是何等甜美的事情。

他自己想要创作这首诗，并确信梅塞纳斯会对此表示欢迎。

对诗人而言，它提供了一项工程浩大的挑战，要创作篇幅大体相当的4卷，2000余行诗；这首诗在长度上不仅远远超过《牧歌》，也盖过了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所尝试写过的任何作品。

在一个备受卡利马库斯反对创作长诗思想影响的时期，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离经叛道。

作品的主题同样富于挑战性。

对于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们而言，“乡村”

这个字眼代表着各种粗俗无礼、令人生厌的事物——在举止和诗歌创作中都是如此。

赫希俄德富于乡土气息的韵文能否被改写成拉丁诗歌，并满足维吉尔及其听众的审美需求呢？维吉尔没有打算翻译赫希俄德的书，也不想仅仅改写他的作品，用优雅的诗歌形式加以修饰。

赫希俄德将自己对播种、收割的实用性教导和努力劳动、传统的虔诚信仰并列呈现，构成了一幅合乎道德理念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