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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第7页）

奎恰迪尼写道：“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们，告诉他们应如何生活，如何谨慎地处理事务，正如他同样出色地告诉暴君们如何建立暴政一样。”

塔西佗虽然在一个被普遍认为生活幸福的时代从事写作，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悲观的。

共和国的灭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惨状况被归咎为神明的震怒。

塔西佗似乎的确怀疑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看法可能使他放弃了向世人提出建议的企图。

元首的友谊或敌视究竟是取决于前定和命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对于塔西佗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完全靠机缘左右、不受神意干预的王国，要么就是由命运决定的——无论这种命运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种理性因果链，还是行星的运转轨迹。

塔西佗虽然并不总是赞赏个别占星术士，但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包括弗拉维王朝的诸位元首），对于这门学问本身充满敬意。

至于罗马的旧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们相关的宗教仪式，而他对预兆的解释则是模棱两可的。

降临到罗马民族头上的灾祸可以证明，诸神并不保佑他们的安宁，只关心对他们进行惩罚。

在公元69年发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产生了大量别的征兆，诸如此类的怪事在几百年前的和平岁月里也有人记录，但现在只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才被提起”

。

我们很难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绎出前后一致的宗教观或哲学观。

不过这无碍于他的道德目的。

命运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并非它们的借口。

苏维托尼乌斯

塔西佗的功绩在于，他应用传统原则去书写早期元首制时代的历史，并创造了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著述风格。

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个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人尝试过同他一较高下。

在他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学体裁已由史学变为传记；在后者中，心理和人际关系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题材也正是塔西佗所关注的。

此外，从罗马上层阶级的视角看，诸元首的生活已成为历史的主线。

史家们应当创作介绍他们的功业，特别是其参与战事的专著。

更加全面的传记则应该在描述他们的政治生涯之外，补充他们私生活的有趣细节和对他们性格的判断，以便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

据我们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为年轻的C.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iusTranquillus）是用文学体裁创作的最为成功的作家，当然，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者。

特兰奎鲁斯的著作构成了成书于帝国晚期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Histusta）的基础；后者是一套诸元首传记的汇编，但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争议。

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核心是由罗马墓志铭、葬礼演说词等原始材料构成的——包括对元首的公开记载、他在国内外的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事迹所展现的道德品质。

与政治生涯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

在小普林尼时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为颂词的描写主题。

但在这个领域里，可供史家进行贬损的空间更为宽阔。

诚然，元首会因军事失败、挥霍公款、残酷地对待其他上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说，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他记录的行政改革进行评价）而遭到批评。

然而，这些公共生活中的错误很容易被视为元首个人品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他的罪恶会在家中，特别是餐厅和卧室里暴露出来。

因此，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业绩的罗列与对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时出现，并且二者都由大量趣闻轶事加以点缀。

尽管上述两种元素事实上很少能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尽管未必是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

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并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主要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

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

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

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