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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晚期哲学（第8页）

与亚里士多德和中期斯多葛派不同，爱比克泰德不准备容许情感在人的形象或道德生活的目标中扮演任何角色。

同样，一种主要意在发掘人的本性需求并加以奉行的伦理体系基本上也不可能是规范性的。

换言之，这种学说会认为“存在即合理”

，它是不会去探索如何改善世界的。

爱比克泰德全神贯注于道德境界的升华——那是他核心的、富于新意的思想——是不大可能去宣传革命性的思想体系的。

我们可以贴切地用著名的人生座右铭“坚忍与舍弃”

来概括爱比克泰德的伦理学。

这种自我克制或许同他早年的奴隶生涯有关，因为奴隶的活动自由必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爱比克泰德作品译者的评论或许也不无道理：“对于一个组织严密、追求全面进步的社会来说，这些指导原则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这些训诫揭示的性格及其勾画的蓝图却带有一层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高贵气质。

在一个粉碎一切的帝国机器横行的时代，小人物们必然会无比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弱小与无助；在此背景下，爱比克泰德呼吁通过逆来顺受、清心寡欲来达到心灵宁静和幸福状态的训诫必然会显得睿智和富于吸引力。

当“自然”

成为“上帝”

的同义语时，这样的规范就具备了宗教色彩。

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生于公元121年，于公元138年被过继给元首安东尼努斯·庇乌斯，并在公元161年成为元首。

在当政期间，他大费周章以维护帝国北方、东方边疆的和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12卷的《沉思录》（Meditations）是他戎马生涯中进行自省的产物。

第2卷可能是在“格兰河（Gran）畔的奎迪人（Quadi）”

中间写下的，而第3卷则创作于卡农图姆（今日奥地利境内的海姆堡）。

这部分的创作日期由此可确定为公元171—173年之间。

与爱比克泰德的《训诫》不同，《沉思录》并不打算写给读者或听众，但同前者相似的是，这些文字不是按照整齐划一、简明扼要的格式写成的。

马尔库斯·奥勒留似乎没有想到过要在将来把它们公之于众。

在这方面，它们与普林尼或纳奇安祖斯的格里高利的《书信集》有所不同，后两部作品虽然有可能在起初是只写给收信人的，但它们最后的定稿却显然毫无例外地是面向范围更广的读者的，那可能是后期修改的结果。

然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的《沉思录》直到350年才引起后人的注意，随后又被遗忘了550年之久。

事实上，直到这些文字在1558年被印刷出版后，它们才作为一部抚慰心灵和道德教谕的作品而流行于世。

同他的老师爱比克泰德一样，我们在对马尔库斯·奥勒留斯进行归类的时候，也面对着同样的麻烦。

他也在论述肉体和灵魂关系时不时使用二元论的语言，而在提及神明的段落里采用个性化的超验论语言。

《沉思录》5.27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与诸神同行。

那与诸神同行者会让神明们看到，他的灵魂无条件地顺从其命运，履行‘灵子’的意志——那灵子是宙斯赐给每个凡人，作为他的首领和向导的微粒。”

另一方面，《沉思录》4.23似乎又坚信宇宙的完美统一性，将宇宙视为自然和宙斯之城的同义词。

在另一处叙述传统斯多葛主义思想的段落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写道：“只有一个宇宙，它由世间万物和充满一切的、唯一的神构成；那里只有一种物质和一种法则，一种适用于全体受造智慧的理性和一个真理。”

关于个体存在的问题，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悬而未决的模糊性，并在这方面似乎与爱比克泰德有相区别。

因此他会写道：“（我们）死后还会剩下什么呢？让我们等待最后的恩典吧，无论它是灭亡还是转化。”

这一观点同他的道德劝诫密切相关，似乎使他和自己的老师有所差别，同时似乎也更为明显地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马尔库斯·奥勒留斯是内省的伟大宣传者。

“要向内心看。

那里有善的源泉；只要你挖掘得够深，它就会喷涌而出。”

这种形式的内省及其暗示的自我审视，似乎可以推演出关于灵魂的纯粹唯物主义概念；这一观点，再加上他显然相信来生可能存在的看法，使我们倾向于认为，马尔库斯·奥勒留斯是一个受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斯多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