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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5页）

较任何绝对的标准而言，平等都只是最基本的一种陈述，但平等不是要解决某些人是富裕的（与城邦分配土地相对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对贫穷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来就是贵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在以军事为基础的社会中不鼓励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独立的问题。

这种平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斯巴达人开始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公民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自动拥有某些权利（无论多么少），拥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只是对黑劳士共同恐惧的产物，或者是对共同奴役黑劳士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产物。

下面我们倒过来叙述斯巴达革命的运作机制。

斯巴达的贵族并未放弃优雅的“平等”

，但是他们很少使用暴力。

这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财富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一个贵族家族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家族手中。

公元前657年，这个家族的半个成员塞普瑟鲁斯（Cypselus）纠集了足够的支持者，将其家族成员或杀死或流放，成为后来希腊人所称的“僭主”

（tyrant）。

关于塞普瑟鲁斯政府的实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国经验丰富、执政能力突出者众多，足以使这个城邦的发展不致陷入停滞，而是逐渐繁荣起来。

我们不知道塞普瑟鲁斯除了分享政权以外还向他们承诺过什么，或者向他的外围追随者承诺过什么，只知道他的宣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dikaiōsei。

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赋予（科林斯）权利”

，通过“给（科林斯）一套法则”

而“赋予（科林斯）正义”

。

无论其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在这里都要超出曾经激起斯巴达人对“平等”

的同样渴求的那种提示，即使这种平等仅仅限于法律面前的平等。

并且颇为矛盾的是，这种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

体制下赢得的。

显然，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鲁斯还有其他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齐亚迪家族。

在那些我们了解较少的其他城邦，出现僭主或有出现僭主的趋势之时，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

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引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

公元前7世纪，正义的主题已经以各种形式得到充分阐发，这也许说明，希腊人关于什么是一个公民（polītes）——即一个充分的城邦成员——的观念在缓慢曲折地形成，对正义主题的阐发才是第一要素。

困扰赫西俄德的正是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任意解释。

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莱斯博斯（Lesbos）的特尔潘德（Terpander）就极力赞美说，“正义（在斯巴达）已经实现，看来已经实现”

。

然而，是什么原因致使绝望变成了自信，在贵族政治的藩篱中撕开了第一道裂缝？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才造成了这一后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认为在于或的确在于军事史上的模糊地带。

早期希腊军队的基本单位是贵族及其随从，合成为一个“胞族”

，包括其家族成员、附庸的较低等贵族、富裕农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会等级。

从理论上说，这支部队的前锋是那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贵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面；其他人则根据各自的富裕程度装备护甲；贫穷者没有装备，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或者手头现有的武器给予贵族以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成熟的军队尽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骑兵或者更多的轻装步兵成分，但主要还是依靠数以千计、装备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齐划一的步兵——这些人被称为重装步兵。

重装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团组成，虽然在某些地方开始转向更为明确的地域单位。

战场上的胜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条阵线的纵深有八人，每人装备头盔、身披胸甲、胫甲，手持前面加固的圆盾，用于突刺而非投掷的长矛，凭借合作的力量取胜。

就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样，“手舞长矛直逼敌兵，或者用剑杀敌，和敌人脚碰脚，盾撞盾，羽饰蹭羽饰，头盔擦头盔……”

这是想象中重装步兵的战斗场景，那么实战中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这里明显面临着一个矛盾。

重装步兵装备的某些内容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流行，但是瓶画中所展现的最早的方阵组织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

在贵族的战斗中，单个重装步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创造在实战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阵，无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