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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6页）

然而问题是这也许不太现实。

从有关单个“战士”

的想法向后来出现大批步兵的转化太过容易，以致人们没有认识到，更容易的金属供应和更多可利用的财富或许会逐渐导致“战士”

数量的成倍增加，只需少部分战斗人员之间的协作，而人们不必知道组成一个有效的重装步兵方阵单元可能需要的最低人数（当然是几百人而不是几千人）。

这种转变可能早已准备就绪，甚至远早于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

可能在画师们表示欣赏它，或者在画师们掌握了在一个陶罐上描绘重装步兵军队的技艺之前若干年就已完成。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即：如果军事创新影响了政治革命，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有了自己的军队，他用武力驱逐了巴克齐亚迪家族，并且他自己不需要贴身护卫。

更早时期，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中，军队及其建制是其核心内容。

粗略来讲，如果巴克齐亚迪家族有300个重装步兵装备，那么只需要301个有类似装备的其他科林斯人，将革命的热情作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们。

斯巴达的人数更多，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提尔泰乌斯所用的激励方法，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情感纽带将自己联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军事上的变化只是革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它影响的是革命的方针而非其实质。

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发动机。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势也许有助于创造一种处境相同的感觉，撑起人们的信心；形势越新，效果越大。

反对贵族专权运动的起源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冒险和扩张。

经济上的扩张，即使只是像斯巴达那样在农业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并有不同地方的经验（“僭主”

一词就起源于东方），却都没有创造出一个由富裕农民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

；也缺少一个富商集团；但它们的确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营造了紧张关系。

同时，还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盗使得原本就错综的事态更为复杂。

旧有的制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或者后来不再有足够清晰的界定，来应对这些变化。

一些城邦试图通过第三条途径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达人那样走宪政道路。

这样的道路虽然没什么特色，却人道得多。

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会引起——并非要求——人们对这个新定居地的特点进行某些有意识的思考。

这种自我意识的某些成分，也许仅仅是渴望复制家乡的东西（这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离开家园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在家乡的经历）。

于是，一种新的需求附加到了这种新的变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附加到了新的变革本能之上。

这是一种需要阐明的需求。

而且东方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明确阐释是有可能的。

所以，与东方有着天然联系的克里特成为希腊人立法的故乡就不奇怪了。

（根据传说）克里特人启发了斯巴达人，一个克里特人曾经指教过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里的扎鲁库斯（ZaleucusofItalianLocri），于是，其他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成了立法者的天堂。

但这一切都未有定论。

只有在阿提卡的陆地上，从渴求和理想到成为事实的转变才有迹可寻。

相对于大多数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后迈锡尼时代的混乱中幸存下来的，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只有缓慢的恢复。

当形势稳定以后，雅典城便处于阿提卡各种联系的领头羊地位，这种联系不像斯巴达那样是一个围绕着庇里阿西人或黑劳士的“平等”

城市，而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

贵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里或周边地区，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马拉松或者苏尼昂（Sunium）一样。

雅典设法减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别，同时建起了这座被公认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国家认同与个人尊严，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约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图建立僭主政治。

约公元前620年，有一项法令对这一企图给以回应，即《德拉古法典》（Dra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