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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7页）

关于这项法令，除了严酷之外，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

但一味强调严酷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一个定义便引起批评和改变，而雅典人继续接受了这种结果。

据说扎鲁库斯的法令也很严酷，但洛克里人最终还是实行了改革。

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对我祖父来说是好东西”

，则“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

雅典的首次改革发生在大约25年之后。

当决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负责制定内容截然不同的第二项法令时，危急时刻或者说濒临革命的时刻来临了。

在对《德拉古法典》和贵族内斗不满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了一位革命领袖——梭伦。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梭伦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稍许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还有点华而不实。

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杀人。

他本可以使自己成为僭主，但却没有这么做，如他自己所写：“僭主是一个好位置，可麻烦的是做了僭主就没法回头。”

即便他如此谨小慎微，也不得不说服两派势力——“平民”

和“那些掌权者”

，让他们不要理睬“那些玩抢劫游戏的人”

，并且同意以一种斯巴达式的平等模式来安抚双方。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那些掌权者”

已经付诸实践，在整个雅典实行了一种广泛的分成制——在这种制度下，不少雅典人要将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某个地位较高者而非国家，以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

这一制度逐渐改变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团依附体制，其后果自然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践，即对执政官和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专权；后者的成员从卸任执政官中补充，这是该国唯一承担议政职能的实体。

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调查民意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每年执政官的选举之时。

这时有可能偶尔被允许展现一下人们偏爱某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的场景。

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在阶级和利益方面密不可分，他们共同掌控雅典。

梭伦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样，仅仅是将现行法令变为成文法。

但是在寻求某种能让自己以公正持中的姿态出现的内容时，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措施。

“那些当权者”

保住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甚至过得更加舒适。

作为交换，“平民”

则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

。

他的措施是如何实行的呢？所有的债务都会保障债权人，因此默认的分成制也就成为默认的债务。

现在，现存的债务都被取消，债务奴役被禁止，分成制也不复存在（“我让曾经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

），雅典人再也不会因为债务而被奴役、失去尊严。

这位政治宣传家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说辞：“我让那些无辜被卖到异国他乡的人回到家园，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

不过有一个疑问是，他能寻回多少这样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

公民大会恐怕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职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举行会议？界定适当的选举方式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指导性的新机构，一个与战神山议事会分庭抗礼的议事会，即“稳定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