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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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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事会如何组成、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的管理权限并不重要。

它准备公民大会的议程，监督更广泛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对付战神山议事会干预的缓冲器。

这些都使局势发生改变。

梭伦还主张公民大会应是审理案件的最高法院。

雅典人可以诉求公民大会或者公民大会的一个委员会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法院作出的裁决。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提出诉求，但是这项权利已经在这里了，就一定会得到利用。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应得的赏罚。

所有雅典人都应摆脱奴役的威胁，保证不会受到司法压迫，并能对城邦发展的方向发表意见。

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伦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实质政治权利。

梭伦与塞普瑟鲁斯并无二致，他的背后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们想要得到回报。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但也非常激进。

执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军事职官，按照传统，先前仅限于很少的家庭集团——世袭贵族（Eupatridae，血统优良者）的成员担任，现在则由拥有土地财富的多少所决定。

所有雅典人被分为四个等级。

最高等级占据最高的官职。

最低等级——thētes，仅仅只是公民大会的成员，只能对司法判决有些微影响。

可以说，“当权者”

的潜在数量翻了一倍，这可是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对梭伦的这些措施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话，那这也只是提醒我们：梭伦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祈求奥林匹斯神灵来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贤者，而是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非常善良而勇敢的男人。

他给了雅典人和平变革的机会。

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变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革命本身很难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便没有暴力，好人好心也会办坏事。

令人欣慰的是，希腊革命从整体上导向了令人愉悦的方面。

在塞普瑟鲁斯和他儿子伯里安德（Periander）的领导下，科林斯人扩展和巩固了殖民地，同时科林斯的陶工和画家制造出精美的陶器。

而雅典后来的苏醒产生了更加惊人的成就（我们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艺术方面）。

同时，分成制的农民获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债务。

即便在斯巴达，一位外来的诗人阿尔克曼（Al），也幸福地谈论着在欧罗塔斯河（Eurotas）岸边昼夜的欢悦。

当阿尔克曼描述固然并非珍馐的食物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销魂的一瞥比睡梦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时，提尔泰乌斯那些令人不悦的战争精神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但是，就像希腊人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说得比较委婉——“过犹不及”

。

那些追随塞普瑟鲁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追随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人。

伯里安德的继承者被驱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头政治。

斯巴达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实行了进一步的扩张。

悠闲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闲和自由。

结果是科林斯逐渐衰落（当然衰落得非常缓慢，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邦存在），斯巴达实行等级森严的统治，而雅典则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终确立之前，先是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僭主政治。

梭伦拒绝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会能够根除这一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