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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9页）

他的一个年轻的支持者[1]，被证实有僭主倾向——更糟糕的是，此人还是他的亲戚——通过两次尝试，最终于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统治。

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后又由其子继承权力。

很难说清楚庇西特拉图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

阿提卡居民分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

平原派可以获得橄榄油作为新的财富；山地派足够富裕，但他们远离各种事物的中心。

尽管庇西特拉图无论如何都算出身名门，可他本人却来自并领导山地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附庸于他的人是否出自生产优等橄榄油的马拉松平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开采阿提卡东南角的银矿？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进入中心了？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也许一个僭主政治的产生比继续梭伦的宪政更能激发雅典人去追求前面提到的三个目标：国家统一、地方自豪感与个人尊严。

雅典城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政权所在地，还因为公共事务、神庙、喷泉，甚至排水沟等公共工程皆聚集于此。

这些工程为了培养人民对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与（庇西特拉图喜欢自诩的）对庇西特拉图本人的崇拜，鼓励举办或创建国民节庆与赛会，如泛雅典娜节，奖品是几罐阿提卡产橄榄油（聪明的广告!）；如酒神节——这是雅典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悲剧的最早来源。

这一切似乎使雅典成为适合权力集中的地方。

地方自豪感无须鼓动，但至少这个中央集权可以显示出它所关注的东西：为了解决地方纠纷，建立起一个巡回司法审判团，而这一权力起初无疑掌控在当地贵族手中。

这些贵族的身份潜藏了一个对以下悖论的解答：一位僭主独裁者事实上能够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

梭伦向一些新人开放了官职，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措施限制地方贵族势力，除了剥夺贵族合法奴役周围贫困公民的权利。

现在他要么死在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最后斗争中，要么谨慎地考虑逃亡。

即便他留了下来，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某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

其他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要么意识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

从效忠一个主人转而效忠另一个主人，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是多么关键的一步，但却是通向自主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于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阴谋家与斯巴达军队以及试图重续老派政治的守旧派赶走之后，他们发现观众也已经改变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克里斯提尼（es），一个支持梭伦的大贵族阿尔克美昂尼德（Alidae）家族的首领，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

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话说：“在他的派别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视了的人民，让他们分享一切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他的所作所为可能都是在有计划地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

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获得了广泛支持，带给阿提卡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结构良好地运转了200年左右。

新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小的地方单位——乡村或小镇、城市的行政区，它们应该管控自己的事务，摆脱当地贵族的干预。

每个单位选择自己的负责人和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

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被称为“德莫”

（demes）的单位或多或少地组合成关系紧密的更大的地域区块（这里也有为派别利益划分选区的迹象）。

新的部落通过这种地域划分构建起来，每个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称为“平原”

“山地”

和“城市”

的地域。

之后，这些部落不仅成为军队的基础，还成为其他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

其中最重要的是梭伦的议事会，现在每个部落有50个议事会成员名额，每个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组成整个议事会的常务委员会。

斯巴达的领导

雅典人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抵抗波斯人的入侵。

在精神上他们是希腊人胜利的支柱，但是从技术上来说，那些选择抵抗的希腊人自然会认为斯巴达应成为他们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