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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10页）

为什么这么说呢？得益于来库古的改革，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唯一的一支职业军队，能够把自己拥有的5000名左右的重装步兵投入战场；还有数量相当、训练有素的庇里阿西人，以及人数更多的轻装黑劳士。

但这支军队在公元前6世纪并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其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外交原因。

它颇具威慑力，因而得到了应得的尊敬。

希罗多德说，多亏来库古，斯巴达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人口，他们迅速强大起来，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

于是，他们就不再甘心于安静不动地待在那里了”

。

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满足于享有阿尔克曼所说的那种轻松愉悦，而是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

他们遭到另一个大邦阿尔哥斯（Argos）和一些较小的城市、乡村和部落的反对。

在与阿尔哥斯的斗争中，他们赢了，尽管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在与其他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却失败了。

失败也给予了他们教训：通过吞并和奴役来进行扩张并不奏效，征服一个敌对的近邻圈子，只会制造一个距离更远的敌对圈。

一个智慧的斯巴达人（有些斯巴达人是智者）看到，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征服代价更小，也更有效。

这位贤人就是奇伦（）。

他于公元前556年当选为监察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来库古时代的混乱时期；设立的目的我们现在不甚清楚，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每年一次的选举给予斯巴达的“平等者”

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拥有自己所向往的地位，强调他们自己对国王或元老院（Gerousia）的反对意见，或者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

奇伦是最早的检察官，从他以及支持他的“平等者”

那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思想。

除了军事问题，还有民族问题。

在后迈锡尼世界的混乱中，希腊人被分为多利安人、爱奥尼人和其他民族。

他们都是希腊人，都说希腊语——却是形式非常不同的希腊语。

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利安人是入侵者的说法，尽管也许是一种更具优势的入侵者。

很难判断这些区别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有某种意义。

奇伦敏锐地看到，淡化斯巴达的多利安血统能诱使周边非多利安邻邦与自己结盟，最终还是对斯巴达十分有利。

僭主被推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僭主（包括雅典的在内）是因为是阿尔哥斯的盟友，有些则是因为与爱琴海政治的新内容——波斯帝国的扩张扯上了关系。

波斯人之前控制了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约公元前546年，他们出现在爱琴海东海岸希腊人的视野中。

而这些希腊人在此之前一直在相对不受压迫的条件下仰赖内陆的非希腊人势力，尤其是好脾气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统治下的吕底亚（Lydia）。

波斯人相信严密的控制，因此在希腊城邦中建立或支持了不少归顺的僭主政权。

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领埃及，随后抵达北非海岸；公元前514年，他们跨海进入欧洲，尽管在南俄平原遭到了令他们损失惨重的袭击，他们还是留在了色雷斯，影响远及马其顿。

这样一来，希腊大陆和岛屿遭遇了来自北方、南方、东方的三面困扰；即使在西方也有另一个敌对力量——迦太基，向那些希腊式的前哨村落、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城市施加压力，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贫穷殖民地变成和本土同样富裕发达之地了。

波斯人可能没有任何直接占领希腊的野心，但是他们现在就在那里，因此也不得不认真对付。

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城邦都因为对此事件的反应而分为不同阵营。

占多数的希腊人——即便不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势力上的多数——认为，顺从甚至归顺的建议是最有利的方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应该战斗。

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内部的争论，然而一切有关其他事物的内部争论都容易与波斯问题纠缠在一起。

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渴望得到波斯的支持；甚至一个政治上的赢家也会觉得，有了波斯的荫蔽，自己的地位会更稳固。

因此，庇西特拉图被放逐而又幸存的儿子在波斯的领土找到了庇护所，而特萨利（Thessaly）北部最有势力的家族阿律阿达伊（Aleuadae）也有通敌倾向。

斯巴达的形势并无二致。

尽管斯巴达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它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卷入争端。

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最后几年，两个国王的争吵导致其中的一位——德玛拉图斯（Demaratus）跑去投奔波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