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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经济原因。
这么说是恰当的。
不过这位作家继续弱化他所说的“毫不掩饰的侵略性和贪婪”
因素时,我们就没必要相信他了。
我们应该看到,每个雅典人都从帝国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不仅仅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贫困阶层,这种实惠也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至于侵略,很多雅典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谷物供应的焦虑。
我们对经济因素的讨论,至少应该涉及对制造货币的贵金属的渴求——作为对劳里昂银矿产出的补充,这一点能更进一步解释公元前465年对萨索斯的进攻;还有对造船木材的渴求,这可能关系到公元前437年的安菲波利斯,或许还关系到公元前443年在图里伊(Thurii)的殖民。
图里伊临近南意大利布鲁提姆(Bruttium)的西拉(Sila)森林,图里伊的木材也出现在公元前407年阿提卡的记载中。
这就是公元前478年的形势。
当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对领导地位的担当之时,他甚至也没有把对黑海粮食的希求作为一个动机。
尽管我们在演说中听到更多解放之类的高尚目标,但是实际谈话中却是复仇和从波斯攫取战利品。
然而,“复仇”
被宣称为一个“借口”
(而不是整个故事),因而学者们很自然会质疑修昔底德为何要如此处理整个故事。
也许他认为,对反抗波斯的持续动员,是为了领导对抗斯巴达的斗争打前哨;或者更有可能他是在思考这个已形成了的帝国,而帝国的行动则是针对一般的希腊世界。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暂且不论其提供给那些处于更困难境地的希腊地区的保护,即反对波斯,当然我们还应该加上反海盗)就是——或者说已变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压迫工具。
我们在一段公元前377年的铭文上,发现了最激烈的争辩,即反对罔顾事实将雅典帝国视为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广受欢迎的机构。
铭文中有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条款和目标,并且预先明确否定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一系列行为——贡金、领土侵犯、驻军、统治等。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滥用。
唯一实际的讨论不在于形容词“侵略的”
,而在于适当的动词:“是”
或“变成”
。
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一直)是侵略性的还是(逐渐地)变成侵略性的?关于约公元前450年之前的雅典帝国是何种形式的,证据非常之少。
因此,这个时期之后其性质发生改变的表象可能是一个错觉。
然而雅典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使在有不少铭文幸存下来的时期也是如此。
从贡金清单来看,在公元前449年《卡里阿斯和约》(PeaceofCallias)以后是否有一个重建的转折期还是模糊不清的。
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逾期交付或不交付贡金现象,应归于这样一种意识,即:最初的反波斯同盟已经失去了其公义性。
但是导致转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至少能确定一点,修昔底德书中的一个演说者于公元前411年所作的评论,称“同盟者”
真正想要的是既摆脱斯巴达赞助的寡头执政者,又摆脱雅典支持的民主分子。
但是在公元前478年的那种欢慰氛围中,这恐怕难以实现。
那么,雅典人的干涉或控制,或者(并非中立的)镇压,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第一是经济形式。
我们已经提到过,依从经济压力,雅典运用帝国机构来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
我们听说了“赫勒斯滂的卫兵”
能够决定多少谷物可以供给雅典之外的消费者;还听说经过这里的运输船要被征收10%的税(运往雅典本身的谷物可能会免税)。
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法律控制的商品贸易,包括了运往雅典以外任何地方的粮食。
我们所注意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对贵金属和造船木材的渴求,也部分解释了雅典对萨索斯、图里伊和安菲波利斯的攻击和殖民。
最重要的当然是贡金,以船只或金钱形式(第二种形式逐渐成为各方首选)展现出来。
第二,行政、军事驻防以及防卫指挥官已被充分证明,所有这些人绝不能解释为受邀请而出现——,就如俄国的坦克开进“兄弟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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