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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6页）

布拉格（Prague）或喀布尔（Kabul）。

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当属舰队。

第三，司法方面。

铭文显示，严重的司法事件都集中在雅典。

文字资料的断言无疑也是这样的，民众法庭用于迫害反雅典的成员，这类人与寡头制有交集，但未必就等同于寡头制的拥护者。

司法的终极缺陷在于，雅典的法律从来没能先于罗马发展出来一种关于“勒索”

罪的单独门类，尤其是保护被压迫的行省人免于行省总督掠夺的条款。

第四，宗教方面。

关于宗教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通常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思维，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雅典的方式，自谓爱奥尼的首都，将宗教作为宣称它对其盟邦拥有权威的方式。

更具体的宗教滥用则是以“雅典娜女神”

自身的名义侵吞接壤之处的领土，雅典娜的土地用一系列现存的界碑石划定界限。

由于这些土地可能被租赁给雅典的私人，因此实际上属于我们下面要解释的范畴。

第五，领土方面。

向盟邦殖民或者侵占盟邦领土，给下层社会带来了明显而直接的实惠。

但是新近的著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上层社会同样获得了利益，并且是巨大的利益。

主要证据就是关于一些被没收和变卖的雅典贵族财产登记清单，其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的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内部的一个丑闻。

这些清单显示，那些富有的雅典人在盟邦的领土内拥有土地财产，有时还面积宽广，价值不菲，因而对当地的田产占有规则视而不见（大部分希腊城邦只限于本邦公民拥有土地）。

这种土地掠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甚少听到来自雅典任何阶层的代表对帝国道德的质疑之声——这也是富人从帝国得到的正面利益。

另一种获利则是负面的。

若是没有帝国的贡金，富人们就不得不自己支付舰队的费用，犹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紧张的阶级关系不得不做的那样，而公元前5世纪则没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第六，社会方面。

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制了公民权，这给来自各地的公民后代带来了实惠。

这种利益，如同我们上文讨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一法令与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举措相呼应，当然并非偶然。

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对于公民权的限制，被罗马的颂词作者认为是其帝国如此短暂的主要原因。

当然，雅典人也给予一些单独的共同体以特权（如公元前404年给予波奥提亚的普拉提亚、优卑亚和萨摩斯的），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数额太少，并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鸿沟。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干涉。

至关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对寡头派，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事实；但偶尔也能看到雅典对寡头派的支持。

雅典并非教条地支持民主派别，只要有经济实惠，便无所谓。

即便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萨摩斯岛，关于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乱之后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我们的两份主要文字资料也不相一致，相关的铭文复原也可从两种不同意思上进行解读。

当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回应来自科林斯的压力、同意解放希腊之时，我们得知希腊世界偏向于斯巴达一方。

上面列举的严厉控制方法说明，对雅典势力的怨恨，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民主制

由于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与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民主政治与帝国之间，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关联。

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举措，帝国征收的税金日益增加，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制变革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转变又与厄斐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会（ekklēsia）的权力。

梭伦开其端、到克里斯提尼为止，在许多方面，公元前6世纪留给雅典人的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

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