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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7页）

制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所做出的最为“民主”

的举措，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民主因素。

直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实行陪审津贴制，意味着大量民众陪审员——即组成的民众法庭（dikastēria）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公民——能够频繁出庭而不必担心失去收入。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民主津贴也陆续引入，如为准备公民大会事务的500人议事会（boulē）成员支付津贴，在城市节庆日向公民发放津贴。

到了这个程度，就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费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

雅典曾经否认过，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以后，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旧发放津贴（公元前404年以后，它的确创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贴新品种，即为出席公民大会者发放津贴）。

因此（据说）民主化的津贴与帝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这样一种论点颇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过的措施得以实施——如同现代新的银行休假制度——有勇气的政治家会挺身而出，力促废除之，至少在为自己保留了可一举罢免领导人的权利的那种民主制下会这样做（雅典没有任何诸如现代英国的五年任期制）。

相比现代的英国和美国，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优越性也有不足之处。

对于优越之处前文已述，公民大会比现代的选民能够享受更直接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对来说少得太多了；不足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投票人数，大量群体的全部成员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如奴隶、妇女，从属盟邦，而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公民大会决议的影响。

大约只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

这些人中间，大约只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于公民大会举行之地尼克斯神庙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能参与重要的讨论。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关于这一原则的清晰陈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会是耻辱”

，此类声音已经凸现，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合法的事物是正当的。

关于这一点，可能亚里士多德解释得最好，他说：人民希望得到至高无上之权利。

关于真正的人民主权，最好的阐释就是：人民保留且运用罢免并惩罚其公仆的权利。

在这些公仆中，十将军是最显要的，他们占据雅典最重要的职位，其任命是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重要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对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德谟（deme）生活的活力。

德谟（共有140个）是阿提卡拥有选举权的乡村，每个德谟有一定数量的500人议事会成员，其人数与德谟的人口成正比。

但德谟的作用远不止这一点。

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样，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城从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类似一个联邦，对本地与国家的忠诚并行不悖。

现在仍存于石碑上的德谟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开头几乎是完全重复“国家”

法令的套话（“对……的德谟居民来说，似乎很好”

对应了“对于雅典的议事会和人民来说，似乎很好”

）。

内容包括了此类主题：如德谟借出的金钱，德谟剧院的租约，德谟市政广场的建造，授予来自其他德谟之人甚至授予外国人以荣誉称号。

对剧院和市政广场的提及（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就是自证，这些建筑是一个发达城邦的典型特征。

阿提卡的德谟在现代被描述为“微型城邦”

。

关于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则是德谟层面强烈宗教气息的生活，这些都为铭文所证实，包括长期而复杂的祭仪历法（其中一段铭文甚至还显示了一个被公认为十分强大且声名卓著的德谟自己主动请求德尔斐神谕）。

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谟一样。

这样自然就会存在对德谟自主性的限制。

除了给予外国人荣誉称号，它们没有“关于外国的政策”

，在很多方面它们的财政也从属于雅典城。

例如，强化无军事防御的德谟，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

然而约公元前300年之后的德谟铭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说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个典型方面。

尽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雅典人还是用其家族和德谟的双名体系构建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