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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希腊戏剧（第14页）

然而在喜剧诗歌中，对古代观众有至深含义的所有因素中，有一个在今天是最不能引起我们发笑的，那就是对悲剧的模仿——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蛙》，这实在是奇异而有趣的事。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的创作生涯跨越了希腊喜剧三个阶段或风格中的前两个。

我们必须把西西里的埃匹卡姆斯（Epicharmus）放在考虑之外；在埃匹卡姆斯的时代，西西里和雅典是彼此独立的地区。

但是，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强有力而又可笑的滑稽戏，混杂着对政治家们的残酷攻击，他从诸如《蛙》（公元前405年）之类的结构较为糟糕、某些地方却更为庄严的喜剧，逐渐转向雅典衰落之后对喜剧的复兴。

如果我们认为悲剧从没再繁荣过，可能是因为雅典的陷落恰好与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辞世的时间相吻合，并且他们辞世时都已经八九十岁了。

而喜剧的再次繁荣，可能是阿里斯托芬和喜剧诗人柏拉图都存活下来的缘故。

我们不可避免地对阿里斯托芬对奴隶制的态度感兴趣。

不带同情的笑声可能不存在，但是阿里斯托芬的确引进了喜剧奴隶的角色——尽管没有涉及种族喜剧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变成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斯托芬在表现奴隶时，带着人道主义色彩，与其他角色相比，对奴隶并没有更多的鄙视。

他真正憎恨的是什么？除了克利翁这类可鄙的人之外，还有江湖骗子、自高自大的人以及假的改革。

但是与现代讽刺作家相区别的是，他有着强烈的道德标准，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他深切热爱的社会里。

当然，作为一个诗人——可能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着阳光一样开阔的胸怀。

综合了所有这些矛盾，再加上一种喜剧天赋，就有了阿里斯托芬——但只是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

为什么能出现阿里斯托芬？原因有很多，也都很具体，且不可重复，但最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直接民主。

他的早期喜剧是政治性的，最后的喜剧开始具有了社会性。

在雅典喜剧的第二阶段——阿里斯托芬是这一阶段我们唯一的目击证人——歌队衰落了，变成了一些在中间穿插的音乐，情节被编织成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也增加了几分现实主义色彩。

早期的情节像英国哑剧那样粗野，有着旺盛的精神活力。

它们展现的社会是多样而且古怪的：几代人的重叠、既定的变化速度、雅典被困时多种范型的混合，都产生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隽语以及激烈争论。

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某些类似于中产阶级的、更为中庸的东西开始出现了。

这种东西在喜剧剧场里，不是很友善地被反映出来。

在道德上、在对事物有限的看法上、在品位和野心上，它都是中产阶级的。

毫无疑问，这类人才能被历史证明是正当的。

阿里斯托芬不会喜欢他们，他的阿卡奈农民们也不会。

他的《财富》（Wealth，公元前388年）只反映了这种变化。

接下来的喜剧，正如现代世界已经了解的那样，开始于米南德。

我们正飞离我们的家园，带着我们的双足，

不是因为我们憎恨那座城市，一点也不，

那座伟大的城市天生幸福，

为所有人提供慷慨的食物。

但是蟋蟀坐在树枝上唱歌

已有一两个月了；雅典永远做这件事，

在法庭里唱悼他们的生活。

雅典的生活不再值得过了，他们去咨询一位变成鸟的神秘英雄。

这部剧的剧情是建立一个鸟的王国。

其中最令人愉悦的是一首很长的独唱曲，这是由一个角色——戴胜鸟——唱的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韵律诗中的一段。

戴胜鸟模仿各种鸟叫声，就像使用了捕鸟器一样，把其他鸟都召唤而来。

除了《马蜂》——它们在沃恩·威廉斯（VaughanWilliams）[4]那里是悦耳的，但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则远非如此——外，这是我们得自于从阿里斯托芬的最早的一支动物歌队了。

剧作对鸟的模仿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