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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第7页）

当然，他也有其局限性。

修昔底德将军的沉默让我们难以参透。

我们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不提那些他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有多少内容是他没有提到的。

我们不能通过他来构建历史，只能接受或拒绝他的结论。

这一点与他是否如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并无关联。

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某些时候会因为个人偏见而摇摆不定，他对伯里克利的记述明显褒扬过甚，对克里昂的记述遗漏了许多关键事实。

再者，最根本的问题是演说词的呈现，如果没人曾经那么讲过，那些词汇和思想还会如此紧密联系吗？他在哪里遗漏了对决策的记述？此外，他阐释的辐射力如此之强，使其周边其他的重要事物陷入了日珥般的黑暗之中，他有系统地忽视了波斯的影响——这场战争只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

但他是否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事实：是波斯的金币最终打败了雅典吗？

许多这样的局限性折射了他作品的目的——“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修昔底德在这里申明的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论，而仅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运作。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很明显不是波斯的类型，但或许又不仅仅完全等同于希腊——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一个自觉的政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的制定基于理性和公开的讨论，并与理性原则相一致。

这就是为何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来的政治学者将修昔底德当作理想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意义的编年史作者”

。

智者派对修昔底德的政治理论有明显的影响。

关于人类社会，修昔底德似乎将“强权就是公理”

当作一个普遍事实接受了——社会实际上是以自利原则为依据组成的，城邦行为与自利原则一致。

修昔底德的作品很少有情感流露，即便偶尔出现，也是不成功的表达。

雅典依靠暴力维持其帝国，“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要放弃它一定是危险的”

（伯里克利的演讲）。

这种观点的哲思性论述莫过于雄辩家色雷斯马库斯（Thrasymachus）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一章中的表达。

因此，就社会性军事行为来说，没有人是永远正确或永远错误的。

即便斯巴达对雅典的恐惧是单方面的，但战争的爆发是“自然而然”

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点在公元前5世纪并不是很流行，甚至很可能不是主流观点；但这无疑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修昔底德不可能被指控为一个唯我主义者，或完全伪造政治争论的性质的人。

很多演说词以相互对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一般性的争论，这很明显说明他没有对决策程序给出过一个完整的记述。

实际上，很多演说词更多是作为一个表达修昔底德政治理论逻辑的媒介，而非它们实际所讲内容的精确记述。

修昔底德试图在两个场合保持他政治分析的一贯性，但结果并不成功：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导地位发展的记述，以及对战争期间涉及科西拉并以其为例证的政治革命性质的讨论——这些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强加一个线性进程的尝试，都不能令人满意。

尽管不愿意接受这类社会理论，修昔底德还是十分关注其结果，尤其是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道德问题。

他对这类理论给内部政治带来的影响尤感兴趣。

第二卷中著名的伯里克利关于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描绘了一个没有冲突和紧张、团结在对同一个理想的追求中的社会，与科西拉这样一个受困于内部冲突纷扰的病态城邦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他收集的是那些以其最重要的形式提出这类问题的事件。

如在第三卷中，有三个重要情节——雅典人会如何惩罚反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eans）的问题，斯巴达会如何处置被俘的普拉提亚人的问题，以及科西拉反叛的故事。

第一个问题中，帝国的新道德得出的结论是：仁慈的统治比残暴的统治更有利；第二个问题中，旧道德的代表拒绝一种情感的呼吁；第三个问题中，修昔底德论证说，当一个社会完全被新道德统治，就会导致信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唯一愚蠢的行为就是做个温和派。

第3卷是修昔底德原创历史的中心内容，记述了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直到第5卷第24节结束。

修昔底德对他所描绘世界真实性的希求，在他自己那里都显得十分矛盾。

其作品的后半部分，这种不安和“以修昔底德反修昔底德”

的味道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