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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第8页）

其原因就在于事件的逻辑性：如果修昔底德所接受的政治律法即自然规律，那么它们的全部悲剧性就会在最伟大的悲剧中阐明——修昔底德自己的城邦雅典的毁灭。

历史学家对人性的悲观主义认识在这次毁灭中最终得到证实。

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后半部分，开始以一种悲剧观念进行清晰的论述。

第5卷中，雅典人无缘无故发动对米洛斯岛的攻击，当米洛斯人以一份对话体形式的演说来质疑他们行动的道义性时，雅典人则以一个“僭主”

城邦的傲慢来回应。

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插叙，深受希腊戏剧文学形式的影响，也体现了他为代表雅典而骄傲的事实——正是这种骄傲——带来了第6卷和第7卷对西西里远征这场灾难的记录。

修昔底德对远征本身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和艺术性；在叙述的过程中，他相信这便是战争的转折点。

不过他本人仿佛也卷入了事件之中，更好地掩饰了这种感情倾向。

我们不知道修昔底德打算如何结束他的故事，尤其不知道他如何解释斯巴达为何没有完全摧毁雅典——而按照他的理论，斯巴达这样做理所当然。

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历史不能成为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它总是被事件所伪造。

修昔底德的历史，一方面展现了作为一个亲历事件的当代作者的道德倾向，另一方面又说明客观的历史学之不可能。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是古代世界的主流观点，在今天也是。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历史类型。

马基雅维利主义或者实权政治似乎仍然是政治领域唯一的理性回应，即便在当其导致自我毁灭之时。

因此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塑造曾经属于政治和战争范畴，也无可非议。

教训已经发生在修昔底德自己那里，一个以这种标准孤立存在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色诺芬

历史在继续，历史学家也不断涌现，这是公元前4世纪的事。

事实上，修昔底德一开始没有完成其作品，反而使得为之增加续篇更为容易。

就像他的续作者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可以简单地以“若干天以后”

开始，至少可以努力达到同样不带感情的精确记述标准。

奥克斯里库斯的史家（Oxyrhynchushistorian）做到了这一点，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HellenicareekHistory）前两卷中也几乎做到了。

这部作品继续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公元前404年结束。

但是他晚年延伸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直到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包括了斯巴达在希腊的领导时期、斯巴达的衰落、忒拜的短暂领导。

他的记述尤其粗糙、失衡、充满偏见，若不是因为其叙述是现存唯一的同时代作品，没人会严肃地对待它。

尽管他申明自己写的是回忆录，而不是历史，可这终究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因为遗漏的部分远比其记录的部分有趣。

不幸的是，色诺芬也践行了修昔底德的标准，作为一个目击者并参与了这些事件，但是又完全缺少了悲剧主题——即斯巴达人生活方式为何失败，而这恰恰是他自己完全有能力解释清楚的。

不过，色诺芬清新平易的风格、对于美德和恶行的坦率观点、对斯巴达绝对的赞赏，使之较其前辈的古板形象有了一种积极的改变。

适合于学童的风格和道德内容，使得色诺芬在整个古代世界都非常受人欢迎，并确保了其全部作品得以留存下来。

其中许多作品都与历史沾边。

《远征记》（TheAnabasis）是一个青年男子的冒险故事——10，000名希腊雇佣军穿越波斯帝国腹地的远征，是由这次行动的一位领导者讲述的。

《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实际上是一篇讣告，赞颂了色诺芬终生的朋友和保护者、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光辉的一生；《回忆苏格拉底》（MemoirsofSocrates）展现了一个色诺芬可能从来没有相遇过的名人的私人形象，这种文学回忆录的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堪称第一部历史小说：篇幅很长，完整虚构了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的教育和征服的过程。

这部作品对王公贵族的借鉴作用及其对道德领导力的强调，使其在王权退出历史主流舞台之前，一直是欧洲最为流行的书籍之一。

在古代世界，它曾激发了大量半历史类作品，叙述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英雄教育。

但是《东方人》（East）更倾向于对异国情调的描述而不是道德说教。

公元前4世纪早期，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II）的宫廷医生、奈达斯的科特西阿斯（Ctesiasofidus，同色诺芬参加远征一样，他也参加过库纳克撒战役，只不过是站在敌对的一方）撰写了一部异常流行且充满奇思怪想的波斯历史（已散佚），其中提出了关于波斯内情的权威观点，认为波斯“呼吸着闺房和太监的香水，混杂着血腥的污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