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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第10页）

因此，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做出的挑战没有得到回应。

我们就有必要问：为何不管是亚历山大时代还是希腊化时代，都没能产生一种新型的政治历史？为何没有出现国王或王朝的历史传记传统来记载这些大帝国和诸王国？原因之一是，产生于城邦时代的历史撰述的传统之强大；另一原因是，希腊缺乏一种真正的传记传统。

正因如此，帝国历史和政治传记的魅力就留待罗马人去发掘了。

希腊化时代最为成功的那些政治历史学家继续写作《希腊史》，但通常是他们自己时代的编年史，仅仅是将新的希腊化王国合并到旧的体系中去。

这些历史撰述中最好的是卡狄亚的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ofCardia）写的，后来成为狄奥多罗斯第18—20卷的蓝本，他是几个王国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成年生活经历了三代人，从亚历山大到公元前260年；是年，在104岁高寿仍大权在握之时去世。

因此，他的历史著作篇幅如此之长，“没人能通读到底”

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这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准确且平衡的作品，记述了一个由政治和战争活动贯穿始末的时代，范围是从印度河到尼罗河及多瑙河的世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奥多罗斯从这些作品中写出了甚至比修昔底德还好的军事历史。

希罗尼姆斯从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后续王国的产生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偶然的机遇而非人类的技能支配着人类的事务。

命运女神提刻（Tyche）主导着帝国的历史，并且支配着其继任者们，直到波利比阿（Polybius）出现——机遇是随机降临的，却会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所用：“在人类事务之中存在着规律。”

政治历史的另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经由波利比阿与其前辈们的辩论而为人熟知，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之为“情感历史学派”

。

历史与巧言令色交织其中，并通过对过去的哀怨、悲怆的情感重建自身。

这种为了垂训而轻易牺牲真实的学派，是否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的历史”

理论为基础，仍有争论；然而这类历史学家的主张预示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oCroce）理论的某些方面，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经历的再现都与当前有关。

早期希腊化时代也见证了希罗多德传统的复兴。

像尼尔库斯（Nearchus）这样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希罗多德与他们经历之间的关联性。

当新的王国开始考虑他们本国的历史撰述主题时，他们感觉到需要理解这些外来的传统，从而为新的王国创造出某种认同感。

结果就是希罗多德的“逻各斯”

以一种系统的科学——民族志的形式复兴，它通常由国王资助，可能由非希腊的专业人员写作，依据公开记录和内在知识，按照标准形式——神话和宗教、地理和博物学、政治历史、社会习俗——进行排列。

这些作者中最早的是阿布德拉的赫卡泰欧斯（HecataeusofAbdera）。

他为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写作，其作品成为狄奥多罗斯第一卷的来源。

他之后的第二代作家是埃及祭司马涅托（Maho），他的编年史仍然是埃及历史的基础。

塞琉古王朝时期，能说两种语言的巴力（Baal）祭司伯罗苏斯（Berossus）写了一部巴比伦史；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旃陀罗笈多（dragupta）的使节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写了一部生动翔实的有关孔雀王朝开端的历史。

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在民族志中的复兴，无疑是亚历山大远征最重要的文化成果。

一个短暂时期后，希腊人能够再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城邦，让周围的世界感到惊奇。

公元前末期，百科全书式撰述的倾向开始出现，也预示着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

对我们来说，这种倾向的重要性在于，许多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在前辈作品散佚之时得以留存，提供了重建历史传统的证据。

后期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大部头书本和极其自负的小人物的世界。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ofHaliassus）在他的《罗马古代史》（RomanAntiquities）中为罗马写作了一部值得尊敬的、如一个特定希腊城邦一样的地方志。

同一时代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HistoricalLibrary）也很重要，不仅因为其通过将所有文明（不仅仅是所有希腊人）纳入历史的领域来努力扭转埃弗鲁斯（Ephorus）的倾向，还因为它是散佚的历史学家作品的存储之所——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座图书馆，是对其他人作品的一系列缩写。

在350年间，希腊历史撰述传统创造了我们今天仍在实践的大部分历史体例，并且努力分析大部分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的政治、社会问题。

它建立了准确的标准和一系列方法论，使之明显优于其他历史传统。

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那也是我们现在仍然有的缺点，即不能在历史中处理神力影响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无视神。

希腊化时代结束之际，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希腊传统和犹太传统融合成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神对人世的拯救也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