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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8页）

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地位。

彼时，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可用的贵重金属不断增加，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艺术陶器的需求。

雅典城内最有名的一个区域被称为“凯拉美科斯”

（Kerameikos），即陶工区。

据计算，在雅典工作的瓶画师的人数在从来不超过100人，陶工的人数也是一样。

然而，想想制陶过程的每个阶段，从挖土、燃料提供到作坊雇工及最后将产品卖到远至埃特鲁里亚和西班牙的商人网络——我们便会明白，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有些工艺超越了手工作坊阶段，发展成以使用奴隶劳动为主的手工工场。

政治家之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拥有两个工场，一个用30名奴隶生产剑，另一个用20名奴隶生产卧榻；吕西阿斯（Lysias）的盾牌工场是已知最大的工场，用了120名奴隶。

古典时期，大量著名的政治家似乎都从这样的企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红利。

这是根据喜剧诗人对他们职业的评论所做出的推断（例如，对喜剧诗人来说，富有的克里昂是鞣皮工）。

工场的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契约的存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部门；二是大城市更普遍的需要。

必须提及的是财富的最后一项来源：银矿的开采。

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劳里昂山上发现了一条新的银矿脉；于是在整个古典时期，人们持续而集中地进行银矿开采，只是在动**时期有过短暂的中断。

国家授予雅典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特许权，这些企业则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开采。

利润是巨大的，国家从银矿中得到的税收总和，与谷物贸易的总消费相当，每个特许权在三年的时间里能够带来多达100塔兰特的收益。

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家尼西阿斯（Nicias）用另一种方式获利，即为银矿提供劳动力：他有1000名奴隶被放出去在银矿劳动，每年能得到10塔兰特的收入，资本回报率为33%。

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和色诺芬的《会饮篇》，都以贵族卡里阿斯（Callias）的家为背景；而卡利阿斯家族是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其庞大的财富基本上来自于银矿。

与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相比，富人更愿意以租金和利润为生。

但正是古代哲学家的偏见——即认为土地的拥有是唯一值得尊敬的财富来源——把我们骗进了这样的想法。

税款申报和继承目的证明了财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财富种类都以标准的形式登记在册：农业财产、城市财产出租、手工工场和作坊、私人产业、现金、储蓄或借贷出去的钱。

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声明，列出了这些种类中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资本和收入。

有三分之一的自由民不是公民。

外邦人则被称为“麦提克”

（metoikos）。

在雅典，他必须要找一个公民保护人，并且在当局登记，缴纳小额年税。

作为回报，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全面有效的保护；但也须承担公民的大部分责任，比如捐献公共基金，为节日和军事服务提供资金。

他不只是不能与雅典公民通婚，也不得在阿提卡拥有地产。

公民和麦提克之间的界限，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跨越。

后代作家经常把希腊城市的排他性与罗马的宽容相对比，断言这就是希腊帝国如此短命和不得人心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整个古典时代，在雅典的麦提克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雅典忠诚，也以自己的身份自豪。

他们集中在皮拉奥斯，很自然地在非农业领域，在手工业、技能工艺、贸易和诸如银行业之类的贸易企业中表现尤其出色。

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麦提克融合的程度。

叙拉古人凯法鲁斯（Cephalus）受伯里克利的邀请来到雅典：他拥有一个正履行政府合同的大型盾牌制造厂；他在皮拉奥斯的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背景，对话开始于他同苏格拉底讨论他对巨额财富的态度。

他的儿子波利马库斯（Polemarchus）和吕西阿斯（Lysias）都是激进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公元前404年，在亲斯巴达的寡头派统治时期，波利马库斯被处决，财产丧失殆尽。

吕西阿斯则成功出逃，长期流亡异乡；等到返回雅典时，他因忠诚而赢得了公民权，尽管这种授予很快就失去了法律效力。

吕西阿斯于是变成了法庭演说稿的主要撰写者，直到约公元前380年他去世为止。

由于所有的诉讼当事人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雇用专业人士只是为了撰写演说稿而已，因此，作为一个非公民，他不能在法庭上讲话这一事实已也没什么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