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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9页）

很明显，凯法鲁和他的家庭与雅典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自由地交往，他们自己就是雅典社会的重要成员，并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它——即使他们并没有公民权。

与雇佣劳动不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里，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剥削形式，尽管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很可能阿提卡的奴隶数量大体相当于自由居民的人数，在100，000人左右。

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奴隶身份是没有疑义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尽管只有傻瓜才会虐待自己的工具；他人对奴隶造成伤害的话要对奴隶的主人进行赔偿。

但雅典的法律规定，奴隶的证言只有在他受到酷刑的折磨之后才可被采信——原因显而易见；为了把一个奴隶从对其主人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必须代之以更大的恐惧。

关于数字的问题的探讨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里，奴隶和自由民是如何在一起劳动并且如何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的：实际上，有一种奴隶能作为工匠真正独立地工作，然后把挣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他们的主人。

这种工作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雅典社会明显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同时又在很多方面缺乏奴隶经济的特征，奴隶制特殊的剥削方式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发展。

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制是对雇佣劳动的替代，这意味着二者的社会条件属于同一类型。

一个反动的雅典评论家以夸张的描述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于雅典的奴隶和麦提克[3]，他们过着一种最没有修养的生活；打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但奴隶对你却可以极端漠视。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吧。

如果法律允许自由民打奴隶或麦提克或被释奴的话，他会经常发现自己误将一个雅典人当成奴隶而殴打他。

因为仅就穿衣和外貌而言，普通人看起来和奴隶、麦提克一样。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只在一种情况下，真正的奴隶经济才发展起来：在组织开采银矿的人力时，会避开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没有自由民能忍受矿井的条件。

奴隶主在合同中要求填充所有死去奴隶的数量，以保护自己免遭损失，然而这种合同却几乎不能对奴隶提供保护。

奴隶主获得的利润着实丰厚，三年就能让他买得起新奴隶。

矿井的框架，生活在300英尺的地下的坑道内，仅仅在通风井半腰生的火堆产生的向下气流带来赖以为生的空气，矿井出口处的看守房间、非常狭窄的坑道，矿工在工作时必须爬行或跪着，所有的搬运工作都由儿童来做——这一切都揭开了矿井的真相。

几乎没有雅典人来参观他们投资的劳里昂银矿，因为矿上已雇用了专门的监工。

甚至在地面上，矿工也要被拴着锁链。

尼西阿斯的财富都来自童工的劳动，但他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具道德感、最虔诚的人。

这真是对雅典人的冷漠的严酷证据。

文化需要闲暇和场合：在前工业世界，或者在人们工作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地方，闲暇通常不是一个问题。

在古典世界里，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场合，私人的和公共的，酒会（symposion）和节日。

酒会或是男性宴饮群体，属于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社会群体，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在古典时期仍然存在的贵族文化形式，只是不再占据优势地位。

较早的时候，希腊诗歌、希腊音乐和希腊陶器的大部分都是为这样的群体创造的；在希腊各地，这些群体保持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

虽然艺术的创造力衰减了，但酒会仍然是社会生活的焦点。

酒会在“男人的房间”

（andrōn）里举行，房间通常是专门设计的。

门在偏离中心的位置，里面放着供参加者躺卧的卧榻；一两个人共用一张卧榻，左臂支撑在榻上。

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摆放着清淡的点心。

房间大小因卧榻的多寡而定：或两三张或十二张又或者更多——因此，酒会的规模相对来说不大。

在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调酒罐（kratēr），葡萄酒要按一定的比例兑上水，通常是加上两三倍的水，酒精度大约与现代啤酒相当；斟酒人是年轻的男女奴隶，通常因貌美而被挑选来。

参加者有时用金属器皿喝酒，但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精美的带绘画的陶器，这是雅典的特产。

他们的行为举止要遵循复杂的社会习俗，并在一个领导者的指导下进行。

尽管没有像阿那克里翁（Ana）或阿尔凯奥斯（Alcaeus）这样伟大的诗人了，但仍然有诗歌表演。

那些能够确定时间的无名宴饮（skolia）发生的年代大部分非常早；被认为由忒奥格尼斯（Theognis）[4]创作的短歌集似乎也可以溯源至这个时期的宴饮歌集。

酒会中有大量游戏（kottabos，把酒弹向靶子，是其中最成熟的一项游戏），以及后来逐渐增加的、由男女奴隶表演的专业娱乐活动。

柏拉图和色诺芬对古典时期酒会的文学再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是秩序和次序的因素：同喝酒一样，讲话是有次序的——每个人轮流讨论选定的主题；第二个是爱情和性的重要性：这些自然的情感被排斥在家庭环境之外，却在酒会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