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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2页）

埃利亚学派得出的结论令人无法容忍，于是又有了哲学上令人瞩目的发展：对辩论本身及对其的使用和滥用都有了新的自觉。

埃利亚的芝诺（ZenoofElea）出于对巴门尼德的捍卫，写了一本书，其中充满了独一无二的论证，这是一次创新。

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利昂提尼的高尔吉亚（GiasofLeontini，约前485—约前380）也写了一本书，通过论证提出：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它；如果我们能理解它，我们也无法表达它。

我们一方面钦佩高尔吉亚论证的独创性，但对于他所坚称的观点，无论就有效性还是结论的真实性来说，都还无法确定。

在当时，如此疏离感还很新鲜，所以很容易让人震撼，留下不负责任的印象，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到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时，辩论中的狡猾已经令人们心生畏惧了；作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才能，它可能被认为对争论中的真相漠不关心。

这很可悲，主要是因为对论证之实质的混淆，而这一问题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最终解释清楚。

但经常受到的怀疑可以从像公元前5世纪的《双重论证》这样的文本中反映出来。

其中，在若干命题下分别列出了支持和反对的论据，有趣的论据和无力的谬误被毫无区别地堆积在一起，并没有尝试去理解其背景、论点或命题之间的相互联系。

高尔吉亚是最早的“智者”

之一。

智者是周游于各城市之间，以收取学费为目的，提供唯一“高等教育”

的教师。

其他著名的智者包括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90—约前421）、普罗迪科（Prodicus，约前460—前4世纪90年代）、西庇阿斯（Hippias，大约与普罗迪科同时代）、安提丰和特拉西马库斯（此二人的生活年代很难确定，但都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阿尔基达玛斯和吕克弗隆（AldLy，公元前5世纪晚期，前者是高尔吉亚的学生）。

与数学等学科的进一步教育一样，智者教授“修辞”

——一种使论证更有信服力却不考虑其主题的艺术。

他们的教学深受欢迎，因为在城邦高度公开的辩论场所里，驳倒别人的艺术十分有用，所以他们常常得意于辩论中的技巧，却并不想弄清楚哪些来自于修辞学上的欺骗，哪些来自于严肃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把他们描绘成傲慢自大的人，只对他们所使用的技巧和论证有一点点理解；尽管我们因依赖于间接的传统而处于不利地位，却依然能确定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享受提出逻辑难题和诡辩的严格训练，但是对如何系统地理解这些难题，却没有任何强烈的动力。

然而，他们的贡献并不都是反面的，他们发展了此前一直处于哲学边缘的研究：对道德和政治学的研究。

那些在各地以传授成功方法为生的人，必定要关注各城邦在政治机构和伦理规章上的差异。

普罗塔哥拉从中得出了相对性的结论，他自己也因此而闻名；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认为，普罗塔哥拉的相对论毫无特征且混杂不清，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评价是否公平。

而且，有一个观点也越来越流行，即宣称人类制度事关“nomos粚（法律、规则，被越来越多地解释为任意的约定），而无关于“physis粚（自然）。

基本观点很清晰：与自然法则不同，人类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以便服务于不同的目标。

但是模糊不清的比较带来了大量不同的观念，产生的困惑远多于启迪。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ias）里的卡里克勒斯（Callicles）就是一个例子，他卖弄了“nomos”

和“physis”

的对比，却没有弄懂这一问题。

卡里克勒斯也描绘了一种普遍的趋势，从“nomos”

与“physis”

模糊的有限对比中，得出了（大部分是未被证明正确的）“nomos”

之非道德的结论，他不仅拒绝既有的习俗，也拒绝任何形式的法律或准则，仅仅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随意和不值得尊重的。

苏格拉底意识到了哲学传统已多元化。

在传统的宇宙论继续发展的同时，伦理学和推理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形而上学和知识理论也吸引了人们的兴趣。

特别是在雅典，个人的确定性动摇了，不是因为意识到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很少更新，而是因为一种不断增强的感觉，即含混不清的传统现在需要合乎逻辑的辩护。

对辩论能力的尊重，产生了为所珍视之物提供理由的需求——但这种尊重是不辨善恶的，辩论的本质被曲解了，结论也常常纠缠不清。

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进行哲学革命时，这门学科本身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