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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3页）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是雅典的一个普通公民，不属于任何哲学派别。

他最初可能对宇宙论感兴趣，即便如此，他后来也放弃了。

他述而不作，我们对他的了解，来自于描述上差异巨大的资料（柏拉图、色诺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

然而，如果我们的兴趣点在哲学上，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柏拉图的理解；尽管我们一直不得不记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个人的创造，但是我们依然能形成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某些认识。

正是这个苏格拉底引导着柏拉图把自己作为表达柏拉图个人观点的主要代言人。

关于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坚定地为哲学而活的人，他是以反知识的理由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是引进新神和毒害青年人。

很可能隐藏在这一判决后面的是不言而喻的政治目的，因为苏格拉底与很多推翻民主制的贵族有联系，但这种敌视也有一部分是真正反哲学的。

对柏拉图来说，苏格拉底就是无条件地忠诚于哲学之人的原型和典范；柏拉图的哲学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他对苏格拉底这一榜样重要性的坚定信仰却始终不曾改变。

后来的学者对苏格拉底有一种陈腐的认识，认为是他使哲学从科学变成了伦理学，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对道德和政治的追问了。

他所做的是使哲学再次变成了个人的。

他不理会普罗塔哥拉关于社会的理论，同样也不理会阿纳克萨哥拉关于物质的理论；相反，他到处批评别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人尴尬的、不受欢迎的问题。

“你理解你正在说的话吗？”

这种质朴的，对根据表面意义判断哲学和其他专门知识的直接拒绝，标志着对赫拉克利特关注点的回归：科学和社会学上的追问被拒绝了，直到我们具有自知之明，能够理解对结果的恰当使用。

而不是向外，直到我们做到为止。

对每个人来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转向内心而不是向外。

为了与这一点协调一致，苏格拉底拒绝以任何方式写下自己的学说或谈话。

赫拉克利特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真理的道路；与他相反，苏格拉底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知的人，只是在辩论的技巧和自我意识方面有优势。

他说，他只是一只牛虻，不断地叮咬人们，让他们去掉自身的自鸣得意。

但是，与赫拉克利特相比，他有更多的关于理解及其需求的知识观念。

他认为，人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多么不堪一击。

他的追问只有在对话者为其观点进行理性的论证时——也就是能够“给出一个解释”

时——才能停下来。

实际上，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能看到一种趋势，即要求更多的知识表达，而不是在他所感兴趣的道德和实践问题上举措适当。

他要求包括美德在内的实践能力，应该以一种行为人能做到并能为之辩护的理性表达方式，而实现全面通透，但这似乎是一种含混的要求。

传记传统从很多方面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了一个怪人和一个冷漠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提出了很多就人性而言很过分的要求，这也加大了我们的不安。

（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发现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如果有的话。

）

柏拉图

柏拉图（约前427—约前347）是雅典的贵族，他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哲学。

但由于个人的经历，他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拒绝永久的文字记录。

然而，尽管他撰写了大量作品，却保留了苏格拉底对写作的一些怀疑：《斐德罗篇》（Phaedrus，274b—277a）是非常著名的篇章，他在其中警告我们说，写下来的文字是死的，不能获得回应，然而真正的哲学一直都是活跃的行为和思想的交流。

柏拉图的早期著作试图避开这些危险，他避开了已有的散文（或诗歌）的表述方法，选择了在当时必然令人惊讶的形式——对话。

在此之前，对话只被用于相当低级的娱乐。

苏格拉底的其他学生，如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和斯斐图斯的伊斯金尼斯（AesesofSphettus），也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但只有柏拉图才让我们看到其被用于哲学时的形式。

他利用对话展示出哲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听众对讨论的参与，而不是让听众被动地背诵教条。

柏拉图自己从不现身说法——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种疏离，我们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去想象苏格拉底辩论时的情景。

没有信息强加给我们，但是我们却被迫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及为了处理它是多么需要思想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