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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第4页）

在希腊大陆，我们听说体育馆排斥奴隶、被释奴以及他们的儿子，还有那些从事粗俗买卖的人。

很可能，在新城里，这样的规定有效地排斥了那些被认为不是希腊人的人。

但是，那些成功证明自己具备入场资格的当地人，不得不在体育馆**训练——而这一习惯又是令非希腊人深恶痛绝的。

一丝不挂标志着他们与自己土著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标志着与希腊世界的融合。

希腊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他们对土著文化的排斥。

例如，乌拉欧斯河畔塞琉西亚城内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希腊人。

甚至建城300年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有希腊名字的人，父亲却没有希腊名字。

也就是说，土著人口并没有被希腊化，依然被城市的机构排斥在外。

与此相似，在埃及，也存在希腊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明确分野。

埃及人继续按照传统的模式建造神庙，创造了他们自己生动而多样的文学（希腊化时代，用通俗埃及语书写的纸草与用希腊语书写的一样多）。

希腊人制作的雕刻也没有表现出与埃及的艺术有联系；而且，他们坚决阅读古典时期的文学。

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法院是分开的，实施不同的法典；而亚历山大里亚部分地效仿了雅典的法律。

文化的持续共存，并不是自由多元文化的标志。

即使国王有时候也会对土著文化表示尊敬，对自己的统治能在土著背景下得到尊崇而开心（例如，托勒密在埃及的神庙里被描绘成法老的形象），希腊文化仍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

（土著文化）进入权力新体系的唯一途径是接受希腊文化，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的祖先与希腊有联系。

因此，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一个来自西顿（Sidon）——腓尼基的一座古城——的重要人物，参加并赢得了一场“泛希腊”

的比赛，而这种在希腊大陆的比赛仅对希腊人开放。

他的参赛资格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

证明的，即：波奥提亚的忒拜城是由西顿第一任统治者的儿子建立的。

在合适的时候，希腊人自己也会利用这种策略，把外人融合进希腊世界。

土耳其西北部的兰普撒库斯城（Lampsacus）请求罗马人帮助他们抗击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AntiochusⅢ），理由便是他们是亲戚。

兰普撒库斯位于特洛伊附近，而特洛伊是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乡。

兰普撒库斯还无法预见到，罗马人的卷入，会对希腊世界的历史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非希腊人的社团对外来方式的接受，有时也会引发冲突；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在公元前2世纪的相互影响，就是有文献记载的例子。

犹太教一个分支的领袖在塞琉古国王安提柯四世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并很快建立了体育馆（公元前174—前171年）。

令其他犹太人感到憎恨的是，祭司们对神圣的义务不再有兴趣，而是抓住最早的机会，匆匆赶去参加运动场上的非法训练。

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割礼。

尽管接下来的事情比较模糊[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犹太教的“正统”

资料，特别是《马加比》的前两卷]，但对被希腊化的派别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敌意增强了。

当安提柯掠夺了圣殿的宝藏，命令犹太人放弃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改信异教时，这种敌意到达了顶峰，危机一触即发。

随后爆发的公开起义，重新恢复了对犹太古圣殿的崇拜；但犹太人和塞琉古王朝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1年，最后以犹太人赢得独立而告终。

这一事件说明了希腊文化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关系。

希腊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优于“蛮族”

——对他们来说，这种观念证明了他们的政治统治是合理的。

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希腊文化的政治作用。

至少最初，新城的人口大部分是从旧的希腊世界里召集来的，所以这些城市的文化必然是希腊的。

波斯湾海边一个新城里的希腊居民，通过文化和私利，与他们的国王凝成一体；在异乡，他们需要来自国王的支持。

而依靠这些城市，国王们无需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能控制他们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