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第10页_牛津世界史：牛津古希腊史小说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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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第10页）

尽管在很多地方，古典体系的变化是缓慢的，正如城市对依赖关系的逐步适应。

但在雅典，一个僭主在马其顿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具体的改革。

改革后的新体系让富人在城里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菲力彼得斯对这一体系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他被任命为（管理城市比赛的）官员时（公元前284283年），他自愿遵照人民的意愿，从自己的资金里，贡献出祖先留下的祭品，以人民的名义为神献祭；在所有的比赛中，把（礼物）赠给所有雅典人；他第一个为德墨忒尔和科尔（珀尔塞福涅）设立了比赛，以纪念人民的自由；也为了城市的利益，增加了其他的比赛和献祭。

所有这些，让他花费了其个人资源中的大量金钱，根据相关的法律，他提交了他的账目。

（Austin，第43号）

城市设计了一整套荣誉体系，旨在补偿富人为城市的贡献。

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赠予菲力彼得斯金冠，并在剧场里设立他的青铜雕像，他和子孙们可以享用免费的公餐，在城市主办的所有比赛中享有荣誉座位。

是荣誉，而不是法律，构成了定义富人和城市关系的框架——自然地，荣誉也把权力留给了富人。

富人和穷人关系的转变，与真正民主制的衰落有关——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是大众控制政治生活。

公民大会依然集会并且出台法令，但执政官和议事会控制公民大会权力的程度，远远大于激进的民主政治时期。

执政官自己成为富人的保护者，主要是因为日益期待着从富人那里得到可观的私人资助。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为寡头们如何控制国家提出了建议，预示了希腊化时期的实际情况：“那些就任官职的人，人们理性地期待他们提供宏大的祭祀，竖起几座公共建筑，这样，普通人享受着宴饮，看到自己的城市装饰着贡奉和建筑，可能就愿意忍受（寡头）政体的继续存在了。”

（《政治学》6.1321a）

然而，民众权力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

革命活动的危险一直存在。

公元前3世纪，克里特一个地区的公民被迫宣誓忠于城市，誓言的内容包括后面这句暴露真相的句子：“我不会发起对土地、房屋、居所的重新分配，也不会取消债务。”

对两种革命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恐惧，并不经常浮出希腊化历史的表面。

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交的纳克索斯的普拉克希特斯（Praxiaxos）个人与阿莫尔戈斯群岛（Amos）上的阿塞西尼城（Are）之间的一份借款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如果该城不偿还钱款，普拉克希特斯有权以任何方式从阿塞西尼人和居住在阿塞西尼的人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中索取这些钱款。

这一条款是对普拉克希特斯的唯一保护，使他能够避免城市对债务的合法取消。

罗马的到来激化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导致民众暴乱的发生，这自然是罗马人描绘得最少的那部分。

在公元前2世纪末，一个罗马总督判处一批人死刑，这些人焚烧和毁坏了市政大厦、公共档案，起草了与罗马人给予阿凯亚人（As）的（寡头）政体相悖的法律：“我认为，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显然给全体希腊人带来了最坏的局势和最差的秩序——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引发政治上的相互不满，导致了债务的取消，还与归还给所有希腊人的自由、与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罗马人的自由不包括重建真正的民主制的自由。

正如这些“骚乱”

显示的那样，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远不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总体上开始感到在新的世界里迷失了，或者要向精神的平静隐退。

城市，而不是希腊化的王国，能继续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归属感，仍然具有极大活力。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通过考察城市对王权的两种反应类型来结束本章。

首先，城市联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大陆的一个特征。

与古典时代被某个城邦（雅典或斯巴达）控制的同盟相反，这些新的联盟是很多小城市组织在一起以对抗王权威胁的一种尝试。

以伯罗奔尼撒北部为中心的阿凯亚同盟（ALeague）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个古代的同盟已经混乱不堪了：一些城市被马其顿人强行驻扎了卫戍部队，另一些城市则处于僭主的统治之下。

在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大约有7个小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阿凯亚同盟，赶走了僭主和驻军。

在伟大的政治家阿拉图斯（Aratus）的领导下，同盟继续追求一个目标：“把马其顿人从伯罗奔尼撒赶出去，推翻僭主，保证每个城市的共有的、承自祖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