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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第2页）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

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

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

的均有。

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

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

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了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这时他们都向她诉怨。

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奏事。

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了。

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

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正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得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

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了，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

可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

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

。

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

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

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

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儒、道了。

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

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但儒家却有。

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也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

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

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也是无益而有损的。

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

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

的教训自然失却了号召力，而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