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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第11页）

所以，尽管加缪没有读过本节开头巴赫金那段对陀氏小说艺术近乎盖棺定论的经典评价，却不限制他在创作中进行类似的尝试。

《鼠疫》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

我们完全可以把上文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转移到《鼠疫》的人物身上，“每种哲理，都有他所创造的主人公在维护”

，“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接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

这些论述对《鼠疫》中的诸多角色完全有效。

我们有理由说，在《鼠疫》中同样存在一种“复调”

。

在此我们不能排除加缪对陀氏的借鉴，更应该称为一种暗合。

因为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加缪对“复调”

的运用具有完全属于他本人、扎根于小说主旨的理由。

因为《鼠疫》在立意上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写一群人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对“复调”

的运用指向一种集体群像，最终呈现和验证一种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前文已经提到，除了科塔尔这个反面角色，其他人物出于大相径庭的动机最终都走向了反抗。

在这些人物走向反抗的过程中，形成多种精细的对照关系。

并没有谁说服了谁，甚至存在观念冲突，但他们最终可以共同行动。

他们都无法漠视鲜活的生命在鼠疫中凋零，他们都决定以反抗面对荒诞。

加缪找到了共同体的基准。

《鼠疫》：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所以令人窒息。

所以，这个缺席的女性角色，象征一个因爱情缺位而令人窒息的世界。

这样的处理也许略显简单，毕竟若在“团结与分担”

的无私中穿插爱情的排他与有私，加缪如何处理无疑令人期待。

在《鼠疫》的早期提纲中，加缪曾设计过一些关于男女之爱的情节，但最终都没有落笔。

无论如何，这个缺席的女性角色带来的窒息和渴望，同样有其意义。

在《鼠疫》出版四年后，加缪推出了他关于反抗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反抗者》。

他在《反抗者》中道出了一句精简有力的名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这也可以看作对《鼠疫》的一种呼应和总结。

从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

开始，到加缪同代人萨特的“我写作故我在”

，内容经历了各式形变，但句式总不离“我……我……”

。

唯有加缪，他留下了这句“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把单个的“我”

扩展到了集体性的“我们”

。

他从孤独的个体中解脱，走向更广泛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