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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第10页）

加缪以这样的方式证明，集体不会消灭个性。

唯一的反例是科塔尔，因为他代表“荒诞”

，是“荒诞”

的化身。

科塔尔的出场就是一场自杀未遂，接着在鼠疫流行阶段如鱼得水，而在疫情结束后，他惊恐地朝大街开枪。

这些信息足以让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放弃反抗，被荒诞吞没之人[15]。

科塔尔是整部《鼠疫》中面对鼠疫唯一的投降者，甚至从内心深处对其保持欢迎与期待，最终成为鼠疫的帮凶。

科塔尔既是鼠疫面前所有负面人格的代表，又象征着根植人性之中的懦弱和对荒诞的臣服，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如果说《鼠疫》的主线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场由荒诞引发的反抗，那么，加缪书写的重心则落在各个角色面对“荒诞”

的不同态度以及走向“反抗”

的不同方式（科塔尔代表面对荒诞不予反抗的这类人）。

小说的其他一系列主题也完全依托于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一展开。

我们不能忘记，加缪关注的各类问题，最终都要回归人的属性，都要在具体的人生中得到验证。

《手记》中，加缪在1942年8月曾做过这样一个构想：“小说。

不要把‘鼠疫’放进标题中。

而是诸如‘囚徒们’之类的。”

所谓“囚徒们”

，当然是指里厄、塔鲁、朗贝尔等被围困在鼠疫中挣扎求生的人。

虽然加缪最终依旧把小说命名为《鼠疫》，但“囚徒们”

这一备选标题的出现，已经足以说明《鼠疫》中的角色不仅是构成故事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是故事的主要内容。

《鼠疫》的角色：复调与群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开头，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大师米哈伊尔·巴赫金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评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分裂成了一系列各自独立又互相矛盾的哲学观点。

每种哲理，都有他所创造的主人公在维护……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接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不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16]

对于加缪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必可列入影响其一生文学创作最为深远的前辈作家之一。

1955年加缪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20岁时接触到他的作品，在又一个20年之后，我当时受到的震撼依旧在延续。”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莫雷尔甚至提出：“在一个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尚未于西欧得到认识的时代，加缪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或明或暗的‘对话’。”

[17]

《鼠疫》也不例外。

在《鼠疫》中，当里厄与帕纳卢神父共同见证了奥通幼子被鼠疫折磨致死的场景，当里厄愤怒地强调他决不接受这个让孩子备受折磨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经典一幕无法不让人想起陀氏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面对无辜孩童被虐待致死时对上帝正当性的质疑。

在加缪1938年的笔记中，就已经论及伊万的这一质疑和后果。

类似的致敬不止这一处[18]。

不过，加缪对陀氏人物的长期兴趣并非为了在自己的小说中进行复刻；恰恰相反，如果说对上帝的质疑带给伊万的结论是百无禁忌、肆意而行，这同一种质问在里厄身上则唤起了对上帝的漠视和对人性的自尊。

同样的起点，相异的道路。

这是一种典型的回应，或者用莫雷尔的话说“或明或暗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