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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第1页）

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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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匈奴大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以前，匈奴人知道织布、铸铁、造车，却不知道文字如何书写（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比较而言，中国虽然是一群关心近事甚于远事的定居者，却是文字的早熟国家之一，三千多单字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定型，足以让先民们对人情与事情的琢磨日渐其深。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书同文”

，使表意的汉文字贯通众多方言区，建构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符号网络，为后来一次次维系国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条件。

不仅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欧洲也没有这个文字稳定而统一的条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

文字随语音而变，也就太容易变，可能有利于追新，却不一定利于温故和袭旧，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借助外文的中转，从穆斯林的大量译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腊——很多欧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腊。

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罗马大帝国崩溃，拉丁文随之分崩离析，新一代文字随方言四处哗变再也难以融合，文字壁垒后面的体制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

文字大家族之内虽然还有亲缘关系，但彼此差异已僵固下来，甚至成为当代欧共体统一的重要障碍。

是文字促成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还是造纸术促成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发达？这一问题不易确解。

但不管如何，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的造纸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文字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使文字不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也不再成为他们气喘吁吁的艰辛之物——想想看，当时臣子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奏章，所用竹简竟要用两个人才能抬进宫去！

再想想看，在造纸术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那里的文字常常记录在笨重的羊皮书上，一部哲学或一本圣经的传抄，得耗费成车的羊皮，也得让奴仆们肩挑背扛：如此昂贵的文字，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下层平民来说，是何等的稀罕和遥远。

“蔡侯纸”

代表的群体性发明过程，最晚也始于汉初，有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纸为证。

这带来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国理性认知的一次大规模突飞猛进。

文风大盛，文运大兴，连乡村中也学馆遍地，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冒出来，形成了强大的“士族”

，取武士和贵族而代之，成为了社会中新的强势阶层。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连锁效应，是官办“太学博士”

的出现，开辟了读书人进入政权的通道，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察举制，但已确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现出科举制的雏形。

知识的新领域一个个也在被开拓：医学（张仲景等）、天文学（张衡等）、文字学（许慎等）、自然哲学（王充等）、史学（司马迁、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种方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完全重写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

连文学也成了一件求真务实的工作，司马相如和杨雄的汉赋，取材广博，“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写山川草木之状，极铺陈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浓厚兴趣，如同一部部文学化的百科全典。

汉语思维的成年期已经到来，反过来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极大提高了汉语的抽象化程度。

隶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文经学那里流行的“今文”

，是一种方方正正、结构有序、笔划简便的字体，已经大幅度蜕去了甲骨文和篆书的原始象形痕迹。

各种理论也不再是政治经验和道德经验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现出前理论的初始样式，比如孔子的语录体、庄子的寓言体以及《易》的象数体，而走向了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则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