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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革命追问（第8页）

、“复式班”

。

那时学费可以免，收费也很低，学生交一两块钱就可以读上一个学期。

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灾难主要落在知识分子、“四类分子”

、官员的头上，也出现过很多经济上的瞎折腾，但在农村的基础公共水利建设、基础公共教育、基础公共医疗等方面，却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小成果，在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有诸多改善。

这就是印度与中国的差别之一。

解决这些问题，印度主要是靠宗教，很多有宗教信念的知识分子发起下乡运动，组成自愿者的团队，去帮助下层贫民。

中国则靠国家权力的组织动员和精神动员，靠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在“文革”

时期受到极大扭曲，革命活力大大衰退。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文革”

评功摆好，而是不赞成在批判极权的同时完全否定革命，不赞成对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交杂的社会形态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

那只能增加批判极权政治的难度，甚至最后需要借助谎言。

那不是“文革”

式地批“文革”

吗？

妖化与美化互为因果

王尧：“文革”

的发生与冷战有关，冷战思维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我反对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重大历史事件。

另一方面，我同样反对有些人士为“文革”

辩护，我觉得为“文革”

辩护的人仍然是在用冷战思维看问题。

当然也有些人为“文革”

辩护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

韩少功：有些国外的人或者新一代人，没有亲历过“文革”

，当他们对资本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容易对革命产生浪漫幻想，甚至为“文革”

辩护，比如说劳动人民参加政权管理有什么不好？问题是，那只是一种宣传，并不是真实。

还有些人认为，政治集权乃至极权是发展中国家强国的必要手段，取消民主与自由是发展的必要代价。

在这些人看来，韩国、台湾都是在政治独裁时期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中国的极权也无可厚非。

这是一种经济主义和发展主义，忘记了人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正视“文革”

中或多或少的发展成果，刚好是要说明这些成果并不能取代人的尊严、自由、利益、人情等等，刚好是要准确找到批判对象，就像一个医生，是要治病而不是要杀人。

把杀人当作治病，一定是假医生。

妖化“文革”

往往来自同一种发展主义的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

既然不好，社会发展方面就只可能一无是处。

结果这种妖化也刚好为美化提供了条件，一旦有些人发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优于印度，一旦他们发现当时的失学率、下岗率、犯罪率比九十年代还低，极权政治就可能被他们美化，被他们原谅，被当作一笔“代价”

轻易打发。

在这里，妖化“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