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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3页）

但他忘记了，粗痞话也是可以成为套话、废话、甚至打招呼的话的（如我们举世闻名的“国骂”

）。

一旦人们认可了“人性本痞”

，公认了肛门是“通向真实的最后出路”

，立刻就会“咸与维痞”

起来。

时下小说里靠糟践语言来表现“真实”

和“生命活力”

正是时髦，但我总怀疑那是装出来的。

所以毫不奇怪，当作者在80年代与马桥的后生们接触时，他“发现了词义的蜕变，一场语言的重新定义运动早已开始而我还蒙在鼓里”

。

不仅是他所憎恶的“懒”

字在这些人的新词典里获得了夺目的光辉，而且“欺骗、剥削、强霸、凶恶、奸诈、无赖、贪污、偷盗、投机、媚俗、腐败、下流、拍马屁等等，都可能或已经成了男人最新词典里的赞辞和奖辞”

（第334页）。

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的不正好是在中国，其实从来都是“人说语言”

，而没有什么“语言说人”

么？韩少功对于一个人因违法乱纪而受到惩罚的事注解道：“整个事情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错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

违法者最终使自己丢掉了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

（第337页），这种解释给人一种莫名其妙、故弄玄虚的印象。

在中国，连神圣的法律都可以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托熟人而绕开，有权势者常能逍遥法外，区区几个“词”

又算得了什么！

很明显，韩少功在语言对人类生活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惊人的混乱，这种混乱在他把中、西历史事件加以混同时就更加剧了。

从中国来看，他指出在“文革”

中，“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做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第366页）无论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肯定不会是像他所说的，“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

（第278页），正相反，应是人们对语言的共同性及对语言本身的蔑视。

人们关注的其实是语言底下那不可言说的“心”

，即各人不同的内心情感体验。

“**”

是一场在统一语言旗帜下各人凭自己的情感体验“表忠心”

、“献忠心”

的运动，那本来是要使全国人民步调一致的统一语言便成了亿万自我膨胀的“心”

的体验的工具和道具。